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说法不武】

  犯罪记录制度应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正面积极而非负面消极的标签效应。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年”。发布会透露，2013年至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对12万多名未成年人进行犯罪记录封存。

  所谓犯罪记录即通常所称的“前科”，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是对曾经被宣告犯有罪行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事实的记录。不可否认的是，犯罪记录的确有一定的“标签效应”，犯罪记录的存在，必然会对被记录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产生很多有形的或无形的不利影响。这种“标签效应”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尤为明显。

  为防止未成年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对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可以为未成年犯提供了一个“清白”的社会角色定位，为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不谋而合。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消灭和封存几乎成为国际司法惯例，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势。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更是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写进特别法律。联合国早已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和待遇的国际准则，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在美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中，规定青少年刑期届满释放时，前罪即自动取消；德国规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法官可依职权或经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

  长期以来，“前科报告义务”是刑法留在刑满释放人员身上的烙印，是刑满释放人员应尽的法定义务，未成年犯也不得例外。我国刑法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事实证明，无限期地保留未成年犯的犯罪记录则会引起严重的负面效应，成年以后也要为少年时期的刑事污点付出终身的代价，将给未成年犯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产生诸多困难，影响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复归社会正常生活的进程，有可能成为社会新的犯罪隐患。

  当然，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也不是“一封了之”，而是要做好跟踪帮教和心理矫正工作，真正让问题未成年人重获新生，但帮教过程中有关部门和人员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不得对外界泄露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

  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人民法院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者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但是，由于没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若干法律规定难以真正落实。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规定，详细规定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内容、条件、范围、方式、确认、监督等具体内容。条件成熟时，亦可考虑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法》或者专门的司法解释。

  犯罪记录制度应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正面积极而非负面消极的标签效应。为了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改造、顺利回归和健康成长，应当彻底撕下未成年人罪犯的犯罪“标签”，彻底卸下未成年人的“历史包袱”。期望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