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中，房子被赋予了极大的权重。在民间层面，老百姓见面张口就爱谈房子；在政府层面，各级官员也曾大张旗鼓地宣扬“是不是小康，关键看住房”的口号。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房事”文化。马克思在150年前提出一个观点：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可以将人类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受此启发，我也想提出一个观点：根据房产的有无，可以把中国人分为“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两大阵营。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同意：分配不公是当下中国的主要矛盾之一。这个“分配不公”，不仅表现在工资条上，也表现在职工住房、柴米油盐、月饼、电影票、降温费、取暖费等福利上。其中，职工住房的分配大有乾坤，它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下面所要讲的两个故事，便是佐证。

　　阿新，我的好朋友，1996年大学毕业后“杀进”一省会城市直辖烟草公司工作。到岗才两个月，公司就给他分了一套位于繁华市区的三室一厅的房子，仅仅象征性地向他收取了两千块钱。当年我还在读大学，应邀前往参观阿新的新居，但见偌大的房间内空空荡荡，家具还没来得及买。我和阿新席地而坐，得意的是他，羡慕的是我。在感叹烟草公司福利超级好的同时，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大学辅导员蔡老师，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留校工作已有两年的他，还住在大学筒子楼一个10平米的单间里。

　　阿健，也是我的铁哥们，199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地市级电力局工作。上班不久，局里就给他分配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阿健就在这套房子里结婚生子，生活乐陶陶。本来，按照阿健的经济能力，在此后多年里，他完全有能力再买一套更好的房子。但考虑到局里还会建内部职工福利房来分配，阿健就没有另行购买商品房。熟料这十多年来房价蹭蹭直涨，阿健连肠子都悔青了。

　　今年春节，我和阿健相见。他告诉我：他终于等到了一套新房子，140平米、三房两厅，是电力局修建的职工福利房。他拿到这套房子的价格相当优惠，比市场价便宜近一半，相当于节省了几十万元。据阿健介绍，为了修建职工福利房，电力局多方运筹打通关节，最后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建房的具体事情，全部交给这家房地产公司操盘，电力局只当幕后控股股东。“在我那地儿，不仅电力局，连法院、检察院等政府机关，都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以内部优惠价给职工修建福利房。所以啊，单位越好，不仅工资越高，还越能以便宜价格买到房子。中国就是这个名堂。”阿健向我透露了这样一个“玄机”。

　　中国就是这个“名堂”！阿健轻描淡写的一番话，让我倍感沉重。这么多年来，面对让民怨沸腾的高房价，中央政府多次出手调控，却收效甚微。“调控声声急，房价步步高”，如此反讽的现象为何出现，从阿健的话里不难找到答案。那些被廉价分配的好房子，演绎着多少欢乐多少愁！

　　也是在今年春节，我的那些久违多年的高中同学举办了一场同学会。20年前那些禀赋相近的同学，如今命运悬殊。除了少数敢于创业当老板的同学外，其他同学在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距，主要取决于所在单位的待遇和福利不同，而生活条件悬殊的最显著尺度，就是某某住进了房子还是别墅，某某有一套房子还是几套房子。在举办同学会之前，大家本来已经约好了不谈官位、收入、房子这些“俗事”，只是叙旧。然而酒过三巡，关于房子的话题不知怎么就蹿上酒席了。看来，酒桌就是另类的江湖，同学会就是一个微型的中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