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报评论员

  面对国家发改委核准的钢铁项目批文，湛江市长王中丙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激情一吻，不仅成就了一张经典的新闻照片，也让“稳增长”这个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派生出“吻增长”这个颇具特色的称谓。

  当下，中国经济的确没有以前景气，地方政府争取到大投资项目的确不容易。王中丙那发自内心的公开一吻，也能够得到人们“同情的理解”。至少，王中丙打破了中国官场“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相比那些开会时大讲特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唯GDP马首是瞻的官员，王中丙无疑要诚实得多。“吻增长”貌似由王中丙一人表演，却曝光了中国官员的集体情结。

  增长当然重要，也值得一“吻”。但是，如何确保“吻”得健康美好，而不至于在狂热的非理性中“吻”出岔子，甚至感染病菌，却需要认真思量对待。正所谓“三思而后行”，在行动之前最好多问几个为什么。对于“稳增长”，我们有必要追问、拷问甚至问诊一番，将几个重要问题考虑清楚。

  问题之一：对于经济的下行压力，我们是不是反应过度了？中国经济下行的所有表征归结到一点，就是201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降至8.1%。于是，“硬着陆”的担忧情绪上升，股市也走出一波下跌行情。

  相对于中国前几年10%左右的经济增速，8.1%这个数字的确不太好看，但放眼当今世界，8.1%依旧处在领跑的位置，无论欧美国家还是“金砖”其他国家，其经济增速都比中国低。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担忧。即便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我们也不必自乱阵脚。根据“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预期为7%，这是经过各方充分讨论过的战略预设。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既有内外形势不乐观的因素，也有中国政府主动转变增长方式的因素，对此我们应多几分冷静和淡定。

  问题之二：为了实现增长目标，政府的手段选择是不是带有短期化和功利化的嫌疑？自从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高调出台稳增长的措施，有吸引民间投资的，有补贴节能家电消费的，有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凡此种种，固然显得果断高效，却也给人以“一窝蜂”赶场之感。

  很多措施，比如吸引民间投资，本来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甚至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所在，可是一些部门却把它视为阶段性的救急辅助工具，或用或弃；再比如扶持节能家电行业，这也是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的举措，理应纳入全面规划的长期战略，而不应停留在非常时期刺激消费的小算盘层面。设想一下，如果通过上述措施，最终使得2012年全年经济增速收获了一个好看的数据，这些措施中合乎市场经济的精髓部分，未来还会继续坚持到底吗？从目前的施政逻辑看，恐怕还不能打包票。

  问题之三：“GDP崇拜”主导的增长路径依赖，是不是要借机延长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中国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之中，投资超强，出口较强，消费极弱。如此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持续多年，在中国人口红利没有耗尽且资源环境压力可控、欧美日各国经济不错且进口旺盛的岁月，尚可勉力维持。如今，中国人口红利告罄，资源环境压力接近极限；欧美日经济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济要转型已成为国人共识，治理“三驾马车”的失衡格局也初见成效。然而，“GDP崇拜”依旧在不少当权者头脑中盘桓不去，倚重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依旧被他们奉为圭臬，至少是重要的备用手段。这种路径依赖，已经在2009年被“四万亿刺激计划”强化了一次，目前，不排除它有被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再度强化的可能性。如果这种轮回果真上演，固有的增长模式就有可能演变成一种“超稳定结构”，从而赋予路径依赖以更长的存活时间，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图景。

  问题之四：稳增长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活动以人为本，经济增长亦当以增进人的福祉为根本目的。在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被庸俗地理解为实现一个亮丽的GDP目标，官员的政绩考核也以此为核心指标。这种搞法，使得貌似快速的经济增长，在扣除环境污染、资源透支、通货膨胀、房价畸高等负面因素后，并没有给民众留下多少“正福利”。真正受益的是少数人，其主体构成便是某些借助漂亮的GDP数字升迁的官员，以及与官员沆瀣一气的权贵资本主义群体。

  显然，经济增长要“稳”，首先其目的要公平正义，即必须以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为依归。否则，经济越增长，社会越撕裂，这样的增长不可能真正稳定，更不可能维持久远。遗憾的是，这种理念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

  也许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但这四个问题，已经大致涵盖了针对稳增长的所有问题的主要方面，需要王中丙们予以思考和回答。考虑到忘记常识、知行分离是中国当权者的老毛病，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计，透过“吻”增长来“问”增长，给有关方面提个醒，当属必要之举而非多余之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