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2014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顾刚刚过去的2013年。2013年对中国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在政治领域，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完成了领导层的全面换届，最高权力层基本顺利地实现了交接；在反腐败领域，党中央推动了广泛而深刻的反腐败运动，成为整肃官场的一场飓风；在经济领域，中国主动调低了经济增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备受考验；在外交领域，中国显著加大了周边外交力度，并在中日外交关系风波中采取了强硬手段；在改革领域，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心，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大计，重新架构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体系。

  如果说2013年是中央新领导层理顺开局、摆平重大矛盾的蓄势之年，那么2014年将是一系列重要改革的落实之年。改革的理想好谈，战略也不难确定，但最难的是实践和执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上一个改革时代相比，从现在开始的改革新阶段面临着更大的矛盾和阻力。原因在于前三十多年的改革面对的障碍主要是意识形态分歧，而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打破已有的固化的利益格局。改革就是要重新分蛋糕，如果蛋糕都有主，而且有的蛋糕还很大，重新分蛋糕的难度可想而知。正如安邦研究团队在《2014年中国经济展望》报告的主题中所说，这已经远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变革，而是一场“建设性的革命”。

  改革从哪里开始下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确定了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整体方向。对于高度固化而且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中央新领导层选择了以反腐败的重锤来击碎利益堡垒。不过，反腐败虽然有利于树威立信，但并不能代替改革。真正的改革实践还是需要重新选择突破点和设计改革方案。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日前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放出“重炮”，将当前掣肘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矛头直指三大利益团体：第一大利益团体是部分地方政府。他们习惯于借钱、习惯于搞投资、习惯于搞GDP，习惯于短期的收税，一搞GDP就靠收税，短期把GDP吹大。第二大利益团体是部分国有企业，习惯于国家垄断的地位、习惯于国家的政策、习惯于低息贷款在不断发展，也不愿意让这个制度继续往前走；第三大利益团体是部分中央部委，他们习惯于行政审批、习惯于权力，反对任何放权的改革，认为一放就乱。

  虽然李稻葵小心翼翼地强调只是“部分”利益团体在反对改革，但还是把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部委直接摆上了案桌。中国未来的市场化改革要取得突破，的确需要改革上述三大类团体，包括对其工作目标、考核机制进行调整以及改革其配置资源的权力等。

  不过，中国的改革要取得突破，并不是“打击”了三大利益团体之后就能自动完成。基于中国的现实，这三大利益团体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改革的参与者和配合者，如果简单化地把它们完全推到改革的对立面上，这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将难以实行。我们认为，要保证改革措施能够实施，必须谨慎地平衡各种利益，在承认历史现实的情况下，着眼于未来的战略目标进行增量改革。事实上，我们过去无论是提出“以共同基金改革国企”的构想，还是分析中国的大政府问题，都是着眼于承认现实利益的基础来推动增量改革，这是一种渐变的、能获得更大认同的改革策略。

  中国未来面临的改革任务极为复杂，是一场难度极高而漫长的系统化改革。首先中央要下定决心推动改革，其次要选择能获得最大认同度的改革策略。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当然像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建设性的革命”。

  （作者系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