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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磊

　　经济史研究横跨经济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由于两个学科的方法不同，形成了不同学派和观点。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应用经济学理论，被视为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隋福民教授的《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就是这方面的一本新著。作者认为经济史研究方法的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段，而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新制度经济学是两大典型和重要流派，该书对这两个流派的代表性经济学者及其成果做了深入讲解。

　　诺斯致力于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经济长期发展变化做出解释，借助交易成本，扩展了新古典理论框架，以使其对现实的分析能力加强，即把制度、组织等分析对象充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他用这个一般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解释欧洲社会发展过程，从而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最能代表诺斯学术思想的是三本著作，即《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对交易成本的分析萌芽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科斯的思想已经包含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德姆塞茨认为交易成本是交换所有权的成本。阿罗认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为交易成本。诺斯把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引入到经济史研究中，例如度量成本、考核成本、履约成本等，并最终用于解释制度和组织的建立和变迁。诺斯得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诺斯关注的主要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创立和实施有成本，所有权形式与制度变迁相关，而制度变迁本身相当复杂。诺斯通过历史分析认为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真正的增长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但是他用人口数量增长解释制度的变化，可能过于局限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当时“马尔萨斯陷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约束。其他学者提出了更复杂的解释。弗兰克认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贵金属，从而让自己获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在19世纪最终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罗斯托在解释欧洲起飞的问题时，将科学革命作为分水岭。韦伯认为西方兴起的关键来源于新教的理性精神和工作伦理。肯尼迪认为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

　　创建和实施所有权是政府的权力，由于彼此冲突的权力制约，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和曲折。为了应对政府的当下财政需求，那种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可能不易建立。所以，要解释制度变迁，诺斯就需要提出有关政府或国家的理论。诺斯构造了统治者福利或效应最大化的国家模型。

　　不过，诺斯的这个模型有明显不足，首先是国家只是权力组织的一种，还有群落、社区、地方政府等形式，它们的组织和运作是不同的。另外，国家的形态也并非一种，他过度强调了选民的作用。诺斯的另一个创造是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人们用于解释周围世界和指导其判断和行动的一套主观信念。

　　国家体制的不同演化路径深嵌在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中，而且信念深受宗教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嵌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里，技术是数据要素加工后的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管理技能、商业模式等），而组织制度（国家、政府、产权、信念等）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数据要素的加工与组织制度都会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二者相辅相成。如果我们采用行为经济学概念，并将诺斯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拓展为权力组织理论和社会信念理论，或许能够摆脱产权这个虽重要但略显单薄的概念，更准确分析制度变迁带来的各种成本，更好地解释中国过往的发展道路，更清晰地预测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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