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袁行霈、严文明诸位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明史》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脉络完整地连续起来，内容丰富而翔实，可谓近年来最有文化分量的好书之一，其中关于商业、商人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很细致，也很深刻。

　　商业流通的兴旺是一个社会繁荣的标志，然而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朝廷为什么总是打压商人呢？历史上政商之间虽然也曾有过相对宽松的时候，但聚少离多，双方总是不能赤诚相见，磕磕碰碰，很不和谐。打个比方说，中国的商业如同豪绅的小妾，朝廷有时对商人爱护有加、如胶似漆、甜甜蜜蜜，有时气急败坏、大打出手，弃之如敝履。商人也常有“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的样子，好的时候挺腰腆肚、得意忘形，失意时灞陵伤别、魂断蓝桥。

　　市场古已有之。《周易》：“日中而市，致天下之货，聚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明证。当时物资匮乏，管理松散，市场的诞生、存在和发展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到春秋时期，各国对贸易开始实行有限管制，《礼记》载：周朝禁止出售王室专用的物品，如某些玉石、青铜器、宗教用品等，祭祀用品也不得随意买卖，不符合规格的食品不得上市流通（那时没有免检制度）。战国时期，秦国开始实行盐铁专营，此法一直延续到汉及以后各代，是为政府垄断的发端。为了防止大商户扰乱秩序，汉武帝还设立了平准局，专司平抑物价。后来政府为扩大财政收入，不仅实行盐铁专卖。

　　宋代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发达起来，很大一个原因是税收实现了货币化。但是，宋代的货币化并没有形成国家意义上的金融体系，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内外贸易市场，更没有形成牢固的商业制度和重商文化。宋朝皇帝不是马上得天下，所以重文轻武，以至于政治积弱，边塞不安。至于工商业，基本上处于自然主义发展的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轻商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他认为，只有实实在在地出产粮食和棉花才算是正经的劳动，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为了贬抑商人，于洪武十四年诏令天下：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受歧视，伤自尊。

　　由于倭寇的侵扰，朱元璋禁止了一切海外贸易，“片帆不得下海”。为了严格限制商品经济，把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在税收制度上倒退了几百年。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是“缺乏眼光、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生产，……不顾投资，不为来日着想”的土地主思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如果套用中国的阴阳五行说解释封建社会的政商关系，那么，政治是土命，商业是水命。水土虽然不能分离，但是朝廷更重视土地、农业和粮食，而不喜欢商品、商人和流通。没有水，土地干旱，不行；水多了，涝灾，也不行。

　　商人不需通过实物生产就能获取财富，封建官僚和地主们总觉得商业缺乏正义性，不足以称为劳动，不理解；商人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屋宇广大，用物光鲜，妻妾成群，童仆众多，消费上一点不输于官僚，后者往往觉得这些人的财富来路不明。商人辗转于江湖之中，若云中之鸟浪中之鱼，可赏玩而难把握。一物时髦，瞬间风靡，如海如涌，上可达于宫廷，下可深入巷陌，商人囤积居奇，一夜之间即可腰缠万贯；一物衰落，朝夕之间即成废物一堆，无人问津。金钱所到之处，平地成为闹市，荒丘成为高楼，及至资金撤走，商业凋零，昨日歌舞楼台马上变成荒草废墟，一时繁华不知去向。商业因为这种水的特点，让滋生于土地的豪强、官僚、皇帝难免心生恐惧，爱不得，也恨不得，远不得，也近不得，即便恩爱一时，到底是水中月、梦中花。

　　自然界有同性异体现象，而在社会上却存在着同体异性的麻烦。二者存在于同一个躯体之中，互相依赖，彼此联系，但是怎么也不可能和谐相处。这种生于内部的“水土不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症状，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