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是否繁荣的标志。大家都知道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但是商人和商业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原因是，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盐铁、漕运、丝绸，几乎都是国家垄断，经商者也都是官，缺乏真正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解放后的商业基本上也还是国家垄断，虽然乡村有集市贸易，但限于小地域内，很难做大做强。

　　商业的价值理念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商业追求平等，货币是等价交换物，而不是以官本位去换算。商人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商人依附市场，以赚钱为目的，强调国家利益的皇权和讲究“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总觉得和他们格格不入。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粮食和棉花才算是劳动。为贬抑商人，洪武十四年，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近代早期的欧洲，教会和政府视商人为异己，不加保护，土匪盗贼常常骚扰城市里的商户，甚至发生暴力行为。由于一些妇女参加了经商，她们在经济上日益独立于家庭和丈夫，很多人觉得这威胁到传统的家庭结构，于是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活动：搜巫。这种活动的方法就是假借神灵的意思对妇女施加魔法，指控她们是“着了魔法的妖精”，目的是打击那些因为经商而独立的女人。

　　太远了不敢说，至少五百年来，凡轻商的国家，凡无端打击商人的地方，没有一个不伤筋动骨的，没有一个能够持续繁荣的。西班牙的安达卢西曾是多么发达的地区，阿拉伯人不仅在那里创造了辉煌的伊斯兰文化，也成就了西班牙最为强大的商业系统。后来伊莎贝尔女王打击阿拉伯人，该地区的商业和农业都沦落了，西班牙从此走了下坡路，一个曾经称霸世界的西班牙变成了二流、三流国家，甚至长时间保留着专制制度。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商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重重压力之下艰难生长的，主流社会一直在轻商和重商之间反复。当统治者看重商业为国家提供的丰裕的财政收入时，朝廷有时也不得不顾惜商人的要求，就连科举取士制度也因此有所改进。唐朝有规定，商人被纳入“良人”范畴，只是不能做官。当年有个进士叫陈会，他父亲开了个小酒铺，因为未按时扫街（相当于门前三包之类的规定），陈会的父亲曾被基层官吏鞭笞过，当时全家人都很郁闷。陈会的母亲很明白，她坚持把儿子送出去读书，考不上功名不许回来。后来陈会考中进士，当地节度使看了他的简历，见上面有商人背景，私下里叫人赶快去关了那个小酒铺，还嘱咐千万要把铺子前的酒旗拿掉，别给我们的当今进士丢人。可是陈家老汉并不以商人为耻，就是不让拆，闹得贺喜的人只好在门前转来转去，好不尴尬。

　　稳固的封建制度迫使商人在价值观方面作出让步。他们不得不向官府行贿，借以得到一些本为商业题中之义的权利；商人发财后往往要捐个顶戴名分，以为那样就可以和官员平起平坐了；本来不喜欢读书的商家也要把孩子送去考秀才举人，等等。实际上，商人的这些做法大都不是出自本意，只不过是对社会主流压力的委曲求全，“为从虎穴暂栖身”而已。那些因此而讥笑商人软弱、揶揄商人首鼠两端的人，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症结。

　　历史上，儒家一直把经商视为末业，商人被称为“市井小人”，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著名诗人陆游的家训中有这样的话：“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从事农圃，足迹不至城市，弥是佳事。……仕宦不可长，不仕则农，无可憾也。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就连陆游这样的大诗人也看不上商人，可见传统文化的轻商意识多么严重！我们的先人怎么这样死脑筋呢！

　　欧洲的轻商思潮是被文艺复兴的飓风刮散的，或者说，文艺复兴的飓风起源于商业和手工业。文艺复兴讲究的是人本，神不再是一切，现实享受才是幸福的要旨，天堂尚在其次。于是乎，商业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高歌猛进，成为显业。政府依靠商业获得巨大的财政利益，制定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种种法令，并因此和传统的神权力量发生了冲突，反过来导致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当然，商业的发展也扩大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是推动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三十年来，中国在社会心理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轻商意识的终结。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还看不起商人，当时离开体制去下海的，都要有相当的勇气，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这一轮变化不是商人迁就传统儒家，而是现实修改了立场。这是很大的进步。现在没有谁再小看商人，就连农民的生产、生活也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要通过商业找饭吃。另一方面，今日的商人在观念上、行为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彼此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