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语信司、国家语委准备对44个汉字的书写笔划进行调整，然而这一作法很不讨好。大多数人认为，给汉字整容完全是瞎折腾。 为什么说是在瞎折腾呢？从经济分析角度看，做任何一件事都有成本和收益，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合算；如果收益抵不上成本还要去做，就是愚蠢之举。
给44个字汉字整容的收益是什么？且按它们的说法，就是为了美观，更合乎审美的标准。那么，这个收益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知道，汉字字形并非一成不变，就算是唐代楷体汉字基本定形的那个时代，很多字的笔划也是常有变化的，比如常见的“横”与“提”，“竖”与“竖钩”，“捺”与“点”，不同的书法大师之间，写法经常是不一样的。今天，你只要看看柳公权的碑贴，就会发现今天好多写成“提”的，他是写成“横”，而同时代的其它一些书法大家却写成“提”。即便是同一人的同一幅作品中，同一个字也有不同的写法，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变化、避免死板，是符合艺术规律的。王羲之《兰亭序》里有共有19个“之”字，但写法没有一个相同。“之”字下面的那一捺，既有写成标准的捺，也有写成横的，还有写成点甚至横钩的。没有谁说王羲之写错了，相反，大家都认为这种变化多端不拘一格是王羲之书法的精华之一。可见，美不美观并无固定标准。
整容派提出的理由——“避重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书法作品中，不仅有单个字的“避重捺”，而且有篇章层次上的“避重捺”，相邻太近都带捺的字，采取一些变形是很常见的。既然要“避重捺”，那么是否在印刷中也要搞几种写法呢？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再说，印刷体字号一般都很小，一个小小的“提”与“横”之间、“捺”与“点”之间的区别，从审美的角度看，差异实在太小了。
显然，整容派完全混淆了印刷体与书法创作的区别。把书法创作中某些艺术规则引入到印刷体中，既没有必要，在技术上也无法实现。写书法的人，傻到根据课堂上的汉字写法依样画瓢的，我一个也没见到。而对不写书法的人来说，又哪有闲心去管这些东西？
汉字是用来交流的，这44个字，从使用的角度看，没有什么硬伤，就像一个95分的美女，非得要在它脸上动刀，整成100分，有必要吗？再说，这44个字，大家都已经看得习惯了，习惯就觉得美，动刀之后，反而有点别扭。总之，对这44个汉字进行整容，“收益”低得可怜。
那么，对44个汉字进行整容的成本有多大呢？很可能大到你难以想象！
原来的字典词典要作废重新印，代价自然不菲，中国13亿人，汉语字典词典的存量至少有2亿本吧，以一本5元计算，就是10亿元了。教师进修、宣传推广，计算机字库、输入法、排版铅字的调整，上面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开支将会是天文数字。政府路牌、交通标志之类的，也要改过来，成本同样是惊人的。
更不用说因为字形变化引起的沟通混乱、磨擦的成本了。按照整容派的说法，这44个字只改宋体，不改楷体，只改印刷体，不改手写标准，目的是避免影响小学生的识字和写字。岂不知，人的识字和书写是贯穿一生的，越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越难改，这样无意义的整容，只会平添混乱，并且，汉字书写体与印刷体一致这一规律今后恐怕也要打破了。光是围绕书写对错，造成的争执和混乱都将难以计数？大写数字“贰”字曾有两种写法，虽然1980年代进行了统一，但是至今两分钱的硬币上还是原来的写法，老百姓为此头痛，就算是30年后的今天，每天全中国各种票据上因写错“贰”字而浪费掉的纸张都难以计数。消灭“贰”字的异体字，成本虽然巨大，但假以时日毕竟还有收益，而现在给汉字整容，岂不是等于在制造新的异体字吗？
文字是人类运用最频繁的交流工具，统一和固定，交易成本极其微小。除非是迫不得已的硬伤，都不要轻易动它，就算是极微小的改变，其代价也会是天文数字（汉字繁改简，尽管一次性成本巨大，但由于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普及，其后续收益极其巨大，所以繁改简是巨大的成功）。电脑键盘QWERT布局，不合理却延用至今道理就在此。跨国公司改动一下名字，仅办公用品和对外标识的改变以及让公众认识新名字的推广费用，往往就要付出数亿美元。如此算来，给44个汉字整容，轻轻的几刀，代价很可能要以百亿千亿来计算。
以低得可怜的收益对天文数字般的成本，这不是瞎折腾是什么？
回过头来看，这个明摆着是瞎折腾的建议，又怎么会出街呢？这涉及到政治，或者说涉及到组织的一般原理。自我膨胀是任何组织和机构的本能。
国家语委，是进行语言文字改革和研究的一个机构，繁改简当年就是它来推动的，完成这些主要的任务后，就只能作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了，其作用基本上边缘化了。对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来说，边缘化就意味着权力、利益和社会声望的下降，为了证明它自身的价值，它必然要“作一些事”，或者自觉不自觉将一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扩大化，有了事，才有拨款和人员，它才能避免消亡的命运，甚至可以借机扩大。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它当然会放大自己的重要性，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虑社会的成本。汉字整容，这种瞎折腾的事情，就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