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顺差不断增长、贸易摩擦加剧、本币升值压力加大；对内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价格日趋失控、宏观调控无力、内需始终无法有效成长从而取代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这一群体现象正日渐在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蔓延。

　　根据IMF的报告预测：韩国2010年经济增长率可升至6.1%，人均GDP有望在危机之后重上2万美元；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李明博却于近期表示“韩国经济成长的成果尚未惠及全民，对此我内心深感沉重。”事实上，不仅仅韩国，很多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例如，新加坡今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加大，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房地产价格却屡屡失控，以致近期不得不出台政策降低按揭贷款比例来调控房价走势。

　　或许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不算是很严重，然而从长远来看，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一极，东亚经济集体出现类似的经济症状，需要提前引起关注，并制订相应对策，以防出现“东亚病”影响到这一地区长期稳健增长。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韩国、中国还是新加坡、泰国和印尼等地，均师承日本当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赶超模式。日本二战后一方面接受西方援助，重建战后经济恢复；另一方面则加快本国的技术赶超，力争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占领全球市场。正是通过这两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日本才得以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后来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仿效日本，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并得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从而带动了东亚更多国家的加入，如中国、印尼等地。这些国家与地区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渐摆脱贫困，并期待更进一步，取得像亚洲四小龙那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然而现实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外部经济政治状况已较日本当年显著不同。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开始审视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对其全球经济统治地位的挑战，并针对这些新兴经济体制订了很多应对措施，如在东亚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之前就逼迫其本币升值，以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汇率、期货、证券市场共享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成果等等。最新动态是奥巴马开始提出与东亚国家争食的“出口重振”计划。

　　发达国家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体战略思路可以归纳为“限制性发展”：既共享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成果，如消费其廉价商品和资金回投欧美，同时也采取货币升值、出口限制等手段将其发展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以此确保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对发展优势和经济政治吸引力。

　　其次，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内部技术进步等内生性持续经济增长力远逊于当年日本。正所谓“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点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日本早于二战前就已经在技术、企业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在发达国家行列占有一席之地。二战后之所以能快速复原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本国工业经济基础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而韩国、中国等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基础则相对薄弱很多，由此引起的问题是：一旦初期的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了需要升级的瓶颈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会受限，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选择了日本在步入发达国家之后才兴起的房地产经济来进行支撑。

　　房地产经济能够有效地刺激内部需求，同时也使实体经济有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的缓冲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同时这一经济政策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在负面影响，一旦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与经济增长、本币升值带来的资产泡沫结合，那么即便是威权主义、家长制的政府管理模式也难以实施有效的控制。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超出监管者预期快速飙升，那么由此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物价随资产泡沫过快上涨、房地产价格过高引发年轻中产阶层的焦虑、资本品市场过度投机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等等。

　　此外，房地产经济提供的产业结构升级缓冲期也未必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很多情况下，苟且于一时反而助长了企业与个人的惰性，不将其逼入绝境往往无法激发其创新的动能。一旦房地产陷入泡沫化困境，技术进步又未能实现，那么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危机将会隐现。而此时，欧美发达国家又树起贸易壁垒，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到内外交困的不利境地。　（作者为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