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建议一出台，社会各界对其中所涉及到的民富问题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民富成了未来五年我国社会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要想民富无非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增加收入；其二是减少支出。就增加收入而言，中央提出要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对此，我们应该予以正确理解。对于刚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的企业来说，普遍地大幅度地提高其从业人员的工资，很可能会使其不堪负担。根本的途径还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的体力和智力支出对于行业发展的贡献率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因此，其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所占的比例也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我国只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其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以及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的比例水平。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利于提高社会就业率，而社会就业率的提高会直接导致社会民众整体收入的提高。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实现民富目标的需要。

　　增加民众收入，还需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社会民众自主创业，使更多的人能够寻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能通过自主创业来为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的时候，其个人收入的大幅增长也就势在必然。如此，创业的人越多，社会民众的整体收入自然也就越高。

　　除了劳动收入和经营收入之外，财产性收入也是社会民众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现阶段而言，竞相投资房地产已经导致这一行业的畸形发展，而股市的高风险性又不适合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开辟灵活多样、适合普通民众参与的投资渠道就显得非常迫切。这方面目前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有关部门从股权、债券、基金、信托、金融衍生产品等多个方面积极进行拓展。

　　提高社会民众收入还需要对现有的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目前社会财富过多地流向于国家和企业手中，具体表现在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几倍于GDP的增长速度、各级政府和企业在银行的存款数占整体存款数的比例不断上升。这种民众、政府和企业在收入方面的非对称性增长，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在收入初次分配时侧重资本的贡献而低估人力的贡献，再次分配时未能使税收负担和收入水平之间形成良性对应关系等。结果就使得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有限、增长速度极为缓慢。如此，通过相关制度适当提高普通民众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例，以消弭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之处就显得很有必要。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转移支付、提高对低收入阶层和农业的补助、限制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水平、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加资源税的税收负担、开征资本暴利税等等都是应该采取的举措。

　　民富的实现除了要增加社会民众的收入，还需要减少民众在一些方面的支出。因为在同等收入情况下，一些方面的支出减少了，就可以使社会民众在其它方面的支出增加，从而使其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众所周知，住房是目前社会民众日常生活当中最大的一项支出，很多人都是耗费一、两代人的积蓄才能买上一套房。面对这种现实，要实现民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坚决抑制住房价、将房价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同时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今年4月和9月，国家先后两次出台相关举措打压房地产，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房子问题不解决，大多数社会民众就很难真正走上富裕的道路。一个“房奴”满地的社会，是不可能有普遍的幸福感的。

　　减税也非常重要。目前不合理的税收负担不仅直接减少了社会民众的实际收入，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此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政府部门的过度膨胀以及非理性投资。要想民富，就需要限制政府的规模，最大限度地控制各级行政费用支出，将社会财富更多地留存于民间，而不是集中到国家的手中。我国财政收入几倍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显示了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反应了政府对社会民众财富的挤占，这是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民众生活的不断改善的。

　　社会民众目前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是其经济负担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支出本来应该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负责，因为它们都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成部分，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十二五期间，要想减轻社会民众在这些方面的负担，就需要政府坚决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增大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来不断提高财政资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