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一款新药从研发到量产，要花费数亿美元和十余年时间，这在欧美国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相反，国内从事研发的药企少之又少，更多的却是去海外大量购买失去专利保护的药品生产方法。

  有数据统计，国内九成左右的药物系仿制药，尤其是在2012年接下来的3年间，欧美近400余种专利药将集中到期。不少国内药企纷纷海外淘金。国内药企发展的基本路径囿于以仿制为主，以研发为辅，或将研发切入仿制过程中。

  正因如此，在属于甲型流感的H7N9禽流感肆虐之时，抗甲型流感新药帕拉米韦于4月5日获批后，引来争议。质疑声音认为，从H7N9疫情爆发到帕拉米韦获批，前后仅一个月时间，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并批复该药不符合常识，更有人对帕拉米韦功效表示怀疑。

  尽管上述质疑忽略了从早期禽流感到H7N9之间的技术积累以及H7N9的甲流属性，同样未能考虑医药研发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急预案，不过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国内其他药物是否具备如同帕拉米韦一样的研发环境？这样的环境既来自于政府和药企，也来自于社会大众，包括投资者。

  表面上看，国家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已颁布十余年，对于新药研发一贯给予鼓励政策，而近年出台的医药“十二五”规划更是将新药研发作为医药行业发展重点。但从实施结果看，新药研发依然不招人待见。在部分地区，药企甚至沦为产能工具，以药企能生产多少药品为衡量标准。

  此次H7N9病毒疫情爆发后，一度又让板蓝根成为“圣药”，这固然反映了民众对于药品认知程度有待提高，也折射出国内对新药研发缺乏必要的重视。

  深圳一家小型药企曾对记者表示，新药研发成功后的利润惊人，但新药研发前期的投入也惊人，没有雄厚的财力和过硬的技术积淀，任何一家药企都耗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急功近利不免成为常态。

  在国内数以万计的药企中，具备新药研发实力的医药集团其实并不少，但真正愿意花十几年投入几十亿元的药企却寥寥无几，毕竟这样会承受巨大的投资风险。某些企业声称在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研发出新药，实际上是对仿制药的重新包装。当然更有一些药企宣称在糖尿病、乙肝等领域取得突破进展以制造噱头。

  投资者则往往希望药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投入研发出重磅新药，客观上扮演了蹩脚监工的角色。对于上市药企，这种压力不容小觑。当新药研发不再被视为一种严肃的行为的时候，研发便不再是医药行业长期发展的驱动力。

  如果没有H7N9疫情，帕拉米韦或许不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获批，而此时生产帕拉米韦不仅仅是企业行为，而是国家战略。而问题是，在通常时期，谁来推动更多的新药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