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正在制订化解五大行业（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产能过剩方案 ，甚至有报道说未来近半钢铁产能将被砍掉。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结构性矛盾之一，如果能通过大力度的政策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可视为“调结构”取得的重大进展。因此，这则新闻让人充满期待是自然而然的。

  笔者在此倒想泼一泼冷水：别对政府有形之手解决产能过剩太乐观。理由很简单，政府就是今天产能过剩主要的幕后推手，由幕后推手来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退一步说，就算这一次政府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决心特别大，能痛下杀手，那能保证不出现下一波普遍的产能过剩吗？显然不能。

  产能的周期性过剩，是市场经济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大约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当时主要产业建筑业，从萧条时的信心崩溃到信心的逐步建立和投资兴旺，再到信心过度和产能过剩，正好是十年左右。进入20世纪，产能过剩在时间规律上更复杂了，但基本原理没有变。192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超常的信心过度和投资过度，当1929年大危机到来时，产能过剩尤其严重。在企业普遍的去存货（向河里倾倒牛奶）和去产能（杀奶牛）完成之后，经济才进入新的上升周期。

  在市场经济下，一旦产能过剩严重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马克思认为，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体现，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以产能周期性过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危机，但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曾经尝试过这一方案的国家，危机并没有解决，只是表现形式改变了，而程度则变得更加严重了。相反，那些“腐朽”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产能周期性过剩问题反而大大缓和了，特别是制造业产能问题再也不成为困扰。不过，偶发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彻底根除，有时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极少再出现在制造业领域了。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难道不就是金融业产能过剩的结果吗？

  从历史不难看出：一、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无法完全避免出现破坏性的产能过剩；二、政府对经济介入越多，破坏性产能过剩出现的概率就越大，破坏程度也越大。

  近几十年来，产能过剩的产生与治理就在我国双腿并行，你追我赶，成为一道景观。从早期的治理地方重复投资，到中间对国企的“关停并转”，再到本轮周期回落后产能过剩问题的凸显，体制一方面在不断地制造着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政府之手又在不断地试图解决产能过剩。

  从体制方面看，制造产能过剩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的。首先，国企体制是制造产能过剩的强大力量。国企管理层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主要取决于企业规模，做大规模成为国企的第一追求，在周期上升阶段，在大量廉价资金和其它资源支持下，国企可以完全不计后果，不用考虑盈利，拼了死命地扩张，因为它们不用考虑未来行业萧条时可能面临的生死风险。以航运业为例，大中华地区的五大航运企业中大陆地区占了三家，2012年这三家中国航企继续深陷亏损泥淖，而香港的东方海外和台湾的长荣海运都出现了盈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远洋等航企完全不顾行业周期风险，在繁荣期扩张过度。

  近些年国资委缩减央企家数，而标准就是规模，可以想象，这些央企为了“保命”一定会不择手段上规模、扩产能，这正是已发生的事实。机制扭曲不仅体现在扩大规模时普遍不顾市场规律，也体现在应削减规模时强行维持规模。一些国企到了行业“牛市”结束也不愿意将现金交还给股东，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宁可去搞各种不务正业之事，如养猪。

  其次，普遍的道德风险刺激产能过剩。正是行业低谷时的死亡威胁促使企业理性经营，使企业在上升期不盲目扩大产能，这种内在的抑制机制在国企，特别是地方支柱企业身上失效。近年很多地方的钢铁、电解铝企业，在亏损时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巨额补贴。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没有切割清楚，导致产能过剩，而问题出现后又迟迟无法去产能，形成许许多多的“僵尸企业”。

  第三，政府的产业政策、产业规划成为产能过剩的推手。政府一旦制定产业规划，往往会动用各种补贴（土地、税收等）来实现规划。在“诱惑”之下，本来无投资意愿的企业（不仅有国企，还有民企）更是纷纷投资，产能也因之迅速扩张。不仅传统产业如此，一些所谓的新兴产业也如此。在政府引导之下，一些民企陷入两难，如果不参与这些项目，就可能做不大从而在行业竞争中败北，所以许多企业是明知有产能过剩风险，在诱惑和逼迫双重作用下，制造了更多产能。

  从2003年经济向上周期刚刚启动时，中央政府对产能扩张过快就有了高度警觉，不断警告并出台相关措施，但各个行业的产能却在一路抑制之中不断地膨胀，足见机制问题才是根本。如不抓住这一核心，以行政手段和所谓的市场化手段来治理产能过剩，效果值得怀疑。

  首先，行政手段会制造博弈。和当初投不投资的两难一样，现在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也面临着退不退出的问题，如果自己首先退出市场，等于是把便宜让给别的地方和别的企业，所以即便是经营异常困难，也没有哪个地方和哪个企业愿意主动去销毁产能，只会虚与委蛇，政策落实难度极大。其次，政府制定调整目标，也是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1990年代末政府抑制电力投资，后来被电力紧张证明是错误的，这说明政府无力预测未来的市场，甚至对于现有产能利用率数据都不一定有把握。第三，所谓市场化手段（技术准入）看上去很高明，本质也是行政手段，它为企业博弈政策增加新的变量。比方说，在需求好时对环保、技术等要求松一点，在差时要求严一点，这只会让一个正常的技术标准加入政府主观调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制定一个准入标准实现的时间点，并刚性实施，以简化企业经营环境。

  产能过剩问题根源在机制，一旦产能过剩产生应该立即由市场决定其存亡。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有谁为了减少社会震荡去刻意阻挡金融业去产能的步伐吗？

  市场并不能完全根除产能过剩，但市场因素产生的过剩会有限，更重要的是，市场能迅速地解决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