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上期讲到，粮食要安全，就要抓紧积极介入和培育世界粮食市场。这一主张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国内土地的“占补平衡”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出于暂时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出国“借粮”。

  制订18亿亩土地红线的根据之一，就是发现了土地的占用与补充可以相互抵消的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他进了城，乡下的房子与土地就会空出来，于是通过“占补平衡”政策，促使地方政府抓紧进行土地整理与复垦。这可真是一个美妙的想法！笔者猜想，想出这个主意的人，一定是很得意的，他一定以为自己正在搞“科学管理”——事实上，土地管理部门的确反复声明，土地红线是经过“科学测算”而得出的结果。

  可是，有关部门忽视了，在土地的占用与补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时差。农民进了城，城市就必须立即提供（或大或小的）住房，可是，他在乡下的房屋一般都是继续保留的，老人、妇女、儿童都还住在那里，等待着一年一度的团圆。举家进城所需的资金，需要长期的积累；生活方式与观念的改变，都需要经历很多个年头。也就是说，在城市扩大占用耕地的同时，乡村并不能同步地缩小。

  这种不同步的效应，还因僵硬的农村政策而得到极度的强化。这个政策就是，农村的土地和房屋禁止流转与买卖。因为壮劳力进了城而不愿意再耕种土地的人，要么临时请人帮忙代种，要么则须将土地无偿交还集体。至于房屋，既然不允许卖出，无论住与不住，当然要长期保留了，断无无偿赠与他人的道理。也就是说，政策实际上在强烈地抑制农村宅基地还原为耕地。在划出土地红线之前的几十年中，我国的耕地面积只是单方面地缩小，无从补充，同期农村宅基地面积不仅未能缩小，反而在急剧地扩张。原因就在此。由于没有市场价值，宅基地也就无人节约，不申请白不申请，不占白不占，于是农民一边在城市打工，一边在家乡申请新的宅院。

  房价一涨，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占补平衡”的道理也终于意识到了，那么，好吧，抓紧开放土地流转和农村房屋交易、把土地补充搞起来吧？问题是，划红线的人只管划红线，别的一概不管。在“占补平衡”口号之下，其他政策照旧。也就是说，在“占”的同时，国家并未同时给出土地补充的正常渠道。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莫非广大农村干部是孙悟空，能够吹一口气就把城市占用的土地补回来不成？

  为了多占地，地方政府必须挖空心思，采用各种非常规的、歪门邪道的方法来补充土地。他们不得不向森林、草地、滩涂、山间、河道和墓地进军，以便凑足必要的数字。土地违法现象必然就会大量发生。更为糟糕的是，农村的自然环境又被破坏了，那些被复垦的植被，也许就是许多年前通过退耕还林而培育起来的。

  读到这里，想必读者们已经明白，这是多么“有趣”的政策啊！本人认为，制订出这一系列貌似聪明、实则无比愚蠢的荒唐政策的人有滥用职权和渎职之嫌。不知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还可由以下证据来支持：现行体制实际上不允许城市人口自由地迁徙到农村（正在制定的城市化方案似乎仍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不要以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只存在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自然的经济秩序必然会存在反向的人流，只是后一种人流的规模一般不如前一种那么大。反向的人流首先到达城市的郊区，并把那里迅速建设为新的市镇。他还将深入广大农村的腹地，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面貌。这个人流为新进入大城市的人口腾出了居住与活动的空间。所以，如同农村一样，城市本身的空间也存在流转的问题，而这一切都被现行体制所阻止了。城市的人口只能被拘束在城市之内。

  有人可能会问：纯粹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怎样呢？在那里总可以实现“占补平衡”吧？我们就来看一看。

  一项专门的研究（张军岩、贾绍凤：《基于中日比较的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研究》，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描述了日本在过去120年间土地占用与补充的情况。数据显示，通过120年的循环，日本基本实现了“占补平衡”，但是，在各个分阶段上，占与补都是不平衡的，要么占的多，要么补的多。其实，这个道理只要用常理来想一想，就是很自然的。这项研究尤其强调了，城市化的总后果其实是节约土地的，日本的耕地规模之所以从1960年起不断下降，一路跌到120年前的水平（粮食自给率同时也跌到如今的40%左右），并不是因为耕地减少了，被占用了，而是放弃耕作所致——工商业赚取的收入实在太高，相比之下，外国粮食实在便宜，以致没有必要去耕种国内那些比较贫瘠的土地，还不如使之休养生息。

  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可能的未来。当然，由于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约为日本的两倍，因此，即使放开对粮食自给率的管理，也不可能跌到日本的40%。只要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则这个结果是一定会有的，即使想刻意避免也不是那么容易避免的。城市化过程完成以后，大部分国民将聚集在各个城镇之中居住，乡下的土地有的是，千万别担心。

  目前土地紧张的气氛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在以上的错误政策之下，土地怎么可能不紧张呢？当务之急显然就是开展全国土地与房屋的自由流转与交易，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乡下的房子可以出售了，农民就会爽快地卖出，再拿钱进城买楼。居住在农村的人，就会尽量地结伴而居，自愿让出多余的房屋和土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整理与复垦才是可行的，占与补的矛盾才会得到缓解。这个道理无比地简单和朴实，无论请世界银行、还是“宇宙银行”来诊断，都不会有第二种意见。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指望占与补可以立即完全地实现平衡。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迂回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都将是难以避免的。短期说来，国外的粮食相当于一种暂时的垫支，它可以为国内土地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一旦国内土地复垦较多，对外采购量也就会下降。但是，人均粮食消费是增长的，这个因素将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以及种植技术的进步，将会长期地影响国内粮食产量。加之人口数量未来将会先增后减，变化多端，粮食自给率必然将会长期地处于动荡之中，国内粮食市场因此需要与国际市场进行无缝对接，以便灵活、及时而精确地调剂余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所谓的“红线”、“指标”、“平衡”都将只是有害无益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