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当前的经济形势扑朔迷离，统计数据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各个企业、单位与个人都希望通过及时获取与分析统计数据，制订或修正自己的行动计划。可是，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却屡屡引起民众的质疑。这种现象再次发出了警告：统计改革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而且十分紧迫的改革。

  统计工作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统计数据是花费巨额的公帑搜集而来的，它不仅供政府决策之用，而且也要供广大民众使用。因此，统计数据不仅要确保真实、全面、可靠，而且发布要及时。一些政府官员不要以为，统计局只是为政府一家服务的；自己一面要了解真实情况，另一面又不希望民众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在自己读完统计报告、当要公布它的时候，就要“拿捏”一下，“选择”一下，甚至“修改”一下，还美其名曰“维护稳定”。实际上这是对于公共权力的滥用。

  统计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加强统计机构的独立性，使之成为一个专业性的、依法运作的和高度独立的行政单位，在政府首脑和民意机关的监督下，直接面向公众提供服务。政府首脑可以参与本级统计机关负责人的提名，但在该负责人任期届满之前，无权撤消其职务。统计数据的发布应当依法由统计机关自主自动地进行，任何人不得干预。笔者认为，在发布统计数据的同时，以统计机构的名义发布统计分析意见的做法也是不妥的。对于统计数据的分析意见必然是主观的，因此只能使用个人（或研究小组）的名义，而不能使用统计机构的名义。而且，分析统计数据的权利属于全社会，统计局的分析人员既不应对于数据的使用享有任何特权，其分析意见也不能高居于其他研究者之上。统计局的本职只应限于发布数据，该机构尤其要在各种分析意见之间保持中立。

  一如其他一切公共服务信息一样，统计数据对于公众的利益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对于统计数据的篡改与掩盖，其性质如同欺诈和谋财害命，应当上升到刑法的层面予以追究。可是，通过研读现行的《统计法》，笔者却发现，该法存在诸多缺陷与疑点。

  首先是，该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行政性和纪律性的，因而，对于各类统计违法行为，其所规定的处罚手段，也主要是行政性和纪律性的，例如行政处分、通报、批评教育、行政罚款、撤消职务等。只有第四十七条提到了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来看看刑法。关于统计违法的处罚，刑法中只有一处作出了明文规定：“第二百五十五条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统计法行为的会计、统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就是说，除了打击报复统计人员之情事，其他统计违法行为，一概不适用于刑法，不必承担刑事责任。这与世界各国把统计违法纳入刑法管辖范围的普遍做法严重不一致。

  其次，《统计法》的若干段落，似乎只是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而有意规避中央政府应当同等承担责任。例如，第六条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此条款是否暗示中央政府可以进行“修改”统计资料等活动而不受本法管辖？“自行”一词是否在暗示，即使地方政府要“修改”统计资料，也应按照中央政府的“部署”或“要求”进行，而不能自行其是？

  也许有读者认为笔者在抠字眼，望文生义，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吧：“第三十七条 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一）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的；（二）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者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三）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四）对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的。”鉴于该条的用语与第六条之间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相互呼应的，其用意只在于强调地方政府对于统计工作的责任。

  这就颇为令人费解了：难道中央政府不应该同等地承担责任吗？难道中央政府就有权利来弄虚作假吗？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愿这只是立法者的一种疏忽。最为重要的是，不管是不是疏忽，笔者呼吁能够尽快弥补这些缺陷。

  最后要讲的另一层意思是，作为上述立法的后果，国家强制力主要被用来打击民间的统计违法行为（实际上各地经常通报的大都是企业不配合数据申报的情况）。在政府内部，即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不够平衡，所查处的违法案件也鲜有听闻。地方GDP之和长期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难道仅仅应当解释为统计误差吗？如果是误差，前者就不可能总是大于后者，必然也会不时地发生相反的情形。所以，这是地方政府存在长期的、系统性的统计违法的有力证据。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在各地普遍设立国家统计局的分支机构。表面上看，此可谓“用心良苦”的无奈之举，实际上，中央的权力又趁机扩大了一下。然而，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两套并行的统计系统，造成机构重叠与财力的浪费。一件原本相当简单的事情，就这么被复杂化了。这是不是可以算作“中国特色的”统计改革？放着现成的大道不走，却要故意这样在水中乱摸石头；如果“改革”就是意味着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它遭到抵制也就是正常的。这样的“改革”，以及一切借改革之名行特殊化之实的政策，如今不抵制它，就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