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科斯走了，也许带着些许遗憾。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凭自己的智慧，借“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问题”登上学术之巅，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伟岸之才。

  不过，作为中国人，我们倒是有些遗憾，遗憾他没有亲临中华大地，亲自考察中国变化的是与非，遗憾我们没有了聆听他教诲的机会。这个缺憾也许花更大的代价也难以弥补。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谢科斯，他用自己的智慧、理论与情谊滋养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与市场经济建设，在自己与中国以及中国学人之间架起了有形与无形的智慧之桥与友谊之桥，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对一个简单而又平凡的概念——企业，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思考，最后得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在此之前，“企业”是名正言顺的分析单元，所有的经济分析与逻辑都是以原有的“企业”为出发点与起始点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企业——居民——政府”的关系，并进行各种推理与演绎。但是，正如后来我们知道的，这样的经济学，按照科斯的说法，只能叫做“黑板经济学”，即脱离实际的一种“智力游戏”或“头脑风暴”。但是，自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之后，企业的“性质”进入理论的视野。它不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接地气的活体，每天伴随我们日新月异地延续着、变化着，而生生不息。

  由“交易成本”视角观察企业，我们不仅看到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了解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更清楚地知道了许多现象的内在机理，诸如企业组织体系、企业规模、管理的代价以及企业纵向一体化等等，由此而衍生出体系庞大、结构完善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科斯开创性的“交易成本”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交易费用经济学是一座豪华宫殿，那么，“交易成本”就是其坚实的石基。

  科斯对经济学的另一个独特贡献，源自他1960年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在此之前，人们被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问题所困扰，在私人收益与社会成本之间痛苦挣扎，最后妥协成“庇古税”。由此，“庇古税”长时间成为解决负外部性问题的不二法门，并衍生扩展成政府对经济事务大肆进行干预的理论依据。然而，科斯终结了这种局面。在“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中，科斯论证：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可以推论，在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时，可以用市场交易形式替代司法程序以及其他政府管制手段。

  可以说，由于“交易成本”概念横空出世，科斯的开创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经济分析范式，构筑了一片独特的经济学丛林，交易费用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应运而生。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理论，还是新古典理论，这些新理论、新工具所具有的洞察力与分析力，对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中国无疑具有更大的启发与帮助。借助这些理论，我们找到了开启中国市场改革的门径，这是老旧的经济学无能为力的。这是科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大贡献。

  正是因为科斯理论以及建基于此的新制度经济学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一大批中国经济学人深受科斯理论影响，纷纷成为科斯的粉丝与拥趸，其理论体系与学术主张在中国受到广泛推崇。不少漂洋过海去美国留学、交流的学人拜科斯学艺，成了中国改革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与活跃分子，包括周其仁、盛洪、张维迎、钱颖一、薛兆丰、谢作诗等等。以新制度经济学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兴起与经济学人的成长，是中国成功改革的智识保障，这无疑得益于科斯的智慧与心力。这是科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大贡献。

  科斯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从来没有漠视中国，他对中国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客观评价，几乎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这在以客观公正著称的西方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科斯最后一本著作《变革中国》，就是专门考察30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称得上是一部中国改革史。不仅如此，无论在论文中，还是言谈中，科斯针对中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与善意的警示，诸如中国缺乏思想市场；必须让权力服从法治；必须去除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现有的教育与税收政策加重了社会的不平等。这些乃真知灼见，切中要害。上述问题不仅过去妨碍了改革的进展，至今还顽强地延存着。科斯的善意提醒将无限裨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这是科斯从政策与决策角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大贡献。

  科斯是不朽的，他将永远活在中国经济学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