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证券时报记者 孙晓霞

  每天早晨8点钟，如果没有与投资者的会晤，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会准时出现在香港的办公室里进行一天的数据分析，工作时间约为12个小时——这样的工作强度，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个苦差事。

  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是复杂经济现象的探索者，曾在国际清算银行工作10年的朱海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和体系。他专注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传导、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以及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研究，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工作经验更使得他擅长各国央行的决策分析。到了摩根大通担任大中华区研究主管之后，他的研究重点则转移到政策决策之后的市场反馈上。

  对于政策和市场的博弈，朱海斌认为，政策方更侧重于中长期的制度安排，而市场方更习惯于看未来3到6个月的市场表现。一个成熟的经济现象研究者，需要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观察上，取得平衡。

  对于中西方经济研究方法的区别，朱海斌认为，由于不同的市场特点，中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宏观经济研究主要以数据为基础，而中国由于经济数据的弹性和不确定性，西方完全靠模型和数据进行决策判断的定量研究一定不够，必须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判断。“通常做中国经济研究不会有一个整体模型，我们只能在某个行业里做模型，然后再通过经济学家自己的分析，建立相应的传导机制。”朱海斌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夏斌写的《中国金融改革》，这是他最近正在阅读的书籍，他坚信，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金融改革。

  采访结束时，朱海斌提到了一个他听到的段子，对他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很有启发性：一个生产肥皂盒的企业有一段时间总是出现一些次品，在流水线上总是有一些肥皂没有被装上肥皂盒。针对这个问题，德国的肥皂盒厂家做了一个自动化机器人来进行流水线的探测、扫描，为此花了很多钱。而中国的企业则相当高效第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管理者找了个高功率的电风扇对着生产线吹，这样轻的肥皂盒马上被轻松找到。

  对不同国家的处理方法，朱海斌认为，德国的方法虽然比较死板，但它可以带动光学探测、算法等相关技术进步，有利于社会的技术积累，而中国企业的这种权宜之计，虽然成本不高，解决单个问题有也非常有效，但形成不了整个社会的技术积累，这将是限制经济体向前走的最大障碍。

  他说：“在高端技术上，中国很有实力，可以将载人飞船送到月球上，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全球的汽车发动机和飞机发动机市场却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技术、创新上的积累不如德国、日本扎实，这也正是中国经济体很强大，但单个企业不强的原因所在。目前，我们更多是以规模而不是质量取胜，这将是我们未来要改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