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金立里

  每年的三四月份，是上市公司发布年度报告的时节，上市公司必须按照信息披露的规定向投资者和公共舆论“掏心掏肺”。

  通常，年度报告中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是投资者和舆论最为关注的词条，在媒体的报道中，“下滑”、“亏损”、甚至“变脸”等形容词并不鲜见，当然，也有部分公司确因业绩良好，被媒体报以“向好”、“靓丽”、甚至“暴增”等语。

  除此之外，部分媒体也会绞尽脑汁变换不同的角度对年报进行新闻挖掘。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在两市20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每年此时都会引发舆论的特别关注，即上市银行。除了计算上市银行的“暴利”程度、报道银行“日赚X亿元”之外，媒体们还热衷于对这个行业内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进行排名比较——这几乎已成为每年“年报季”媒体报道的标准动作之一。

  今年亦不例外，自包括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在内的十多家上市银行发布年报后，各大小媒体便开启了对银行“暴利”与“高薪”的“讨伐”，诸如《6家银行“降薪” 招行平均年薪39万居首》（《天府早报》）、《十大银行平均年薪12万元 招行居首工行“垫底”》（《新京报》）等报道，均在网络上获得大量转载，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斩获大量转发和评论。

  所不同的是，与前两年相比，今年舆论对银行高薪的讨论热情已有所下降，主流财经媒体并未参与报道，反倒是部分都市类媒体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部分媒体报道甚至对银行平均薪酬的下降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互联网、尤其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已经从实质上对银行业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而民营银行试点、利率市场化等“大尺度”改革，也使得银行的日子“趋紧”，银行从业人员的高薪问题亦开始“走下神坛”。

  银行“高薪无罪”？

  不同背景的媒体报道，因报道时间、报道侧重点，尤其是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会计科目的不同，计算出来的结果亦不尽相同。如4月1日，《新京报》报道称，几乎稳居员工高薪榜首的招行再次夺冠，据其记者统计，去年招商银行员工平均年薪39.1万元。而招商银行却对此作出回应，称媒体的计算方式不统一，据其计算，去年该行员工薪酬应为38.31万元，应居第四，而非第一。此外，银行薪酬水平还被拿来与券商比较，但同样是由于计算方法和报道侧重不同，不同媒体报道得出的结论甚至南辕北辙，有媒体计算已发布年报的10家券商“人均薪酬11.45万元，比银行少1万元”，而有媒体计算却得出“30.17万元比12.45万，券商人均年薪完胜银行”。

  然而，无论媒体计算的结果如何不同，舆论反响所反映的是，整个银行业在垄断资源的优势之下，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利行业，行业内的从业人员，仍是让人又羡又恨的“高富帅”。

  一直以来，公共舆论都对银行有一个垄断暴利的固有印象。而此前部分媒体报道为抓眼球，通常都会迎合公众舆论的这种心理需求，甚至有煽风点火、添油加醋之嫌。不过，近来部分媒体报道亦趋于理性，对银行高薪问题作了更多社会、制度，以及公司治理等层面的分析。如有观点指出，银行高薪问题之所以每年都会被热炒，其背后，是银行披露的数字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强烈反差造成的其余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不满，以及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的不满。

  有观点则认为，银行高薪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控股银行尚未能实行股权激励，从而导致薪资短期高企。另一方面，银行确实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尽管银行业整体上是垄断行业，但内部竞争激烈，加上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必须依靠高薪吸引人才。与此同时，媒体在比较时，缺少同行业的国际横向比较，中国银行业薪酬水平的绝对数量与国际同行有明显差距。高薪本无罪，关键看高薪能否给行业带来高效益，高薪是不是有损社会公平。

  但更普遍的观点，认为银行从业人员的薪资水平仍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尤其是高管不该拿这么高的收入。我国银行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尽管看起来轰轰烈烈，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实际上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机制、银行业的企业文化及激励约束机制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改变，并未能做到高薪与高责任、高业绩切实挂起钩来。而不少银行高管都是任命制，创造的公司价值有很大差距，公司微利甚至亏损，高管还拿着高薪，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事实上，监管层亦早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10年3月，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正式限制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其中规定，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绩效薪酬不得超过其基本薪酬的3倍，且高管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期限不少于3年。

  银行如何应对？

  对于深陷其中的上市银行来说，处境确也尴尬，因为媒体报道的计算过程尽管有各种瑕疵，但结论却与事实相距不远。某种程度上讲，舆论的声讨，银行“罪有应得”。但从舆情管理、危机应对的角度出发，面对如此汹涌的舆情，银行应当如何应对？对于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是否需要做出回应？如何做出回应？

  首先，应保持对舆情的密切关注，实时监测，把握舆情动向，并就此类舆情对公司的影响做一个整体评估。经过数年重复之后，舆论对此类新闻已经有了更为冷静客观的判断，但仍然不排除个别激进的观点，亦不排除媒体报道“拔出萝卜带出泥”。

  此类报道通常针对的都是整个行业所有公司，打击面较广，报道内容不涉及具体的经营好坏和公司前景，因而不会对公司的未来经营和股价形成影响，亦不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回应的范围之内。但是，此类报道不会单纯只是对年报中的薪酬数据做解读，而是会对公司系列舆情做组合分析。尤其是当公司业绩和股价表现均不如人意的时候，高薪问题就很可能引发投资者的不满。

  此外，当公司的数据尤为突出、成为焦点中的焦点时，媒体报道亦会自然回顾公司过去的其他历史负面信息。如2012年，当时的深发展银行发布2011年年报后，媒体震惊地发现其行长理查德·杰克逊的年薪高达869万，当时的报道中，就再次挖出深发展违规宣传理财产品、连续多年不分红、克扣员工社保等负面新闻。因此，公司理应对涉及公司的报道作出积极的回应。

  至于回应的方式和渠道，公司可以有更灵活的选择。由于通常情况下，相关的报道都不会触及信息披露的警戒线，公司不必动用公告予以回应，但可以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渠道，予以声明，尤其是针对媒体计算方式不统一的问题、报道中回顾的历史负面信息等，作出解释。这是对舆论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