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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周梦蝶】 第一眼看上去蛮荒的地方才有机会。而今，滚滚向前的时代车流，给深圳的浙商们留下的可能性并不多。

  当一个人来到某一个城市时，常常会用一个词语来描绘它。比如我的大姑对深圳的第一印象是：蛮荒。这一个形容词在浙商眼里并非贬义，而是意味着原始的生机勃勃的机遇，以及冥冥之中用来改写宿命的运气。

  大姑在我的家乡是一个传奇，三十多岁的她带着老公、孩子，以及某乡镇服装厂给予的10万元初始资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天来到了深圳。这个强悍的女人不负众望，在她手里，一家选址在深圳荒凉海边的小厂，迅速拿下了几大世界服装名牌的代工单，并成为当年标志着浙商在深圳飞黄腾达的样本之一。

  深圳这座城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在追梦的人们眼里，它就像海市蜃楼一般虚幻而美丽，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城市运行规则还未形成，财富的累积里不乏野蛮的血腥故事。彼时，贫穷的浙江人将触角伸向了这一方土地，将服装厂、绳带厂、制冷设备厂开遍了宝安、蛇口，就像石头缝里最顽强的野草，拼命地朝着财富的阳光生长。

  我6岁时的生日礼物，是一条寄自深圳的裙子，红底碎花、用了最时兴的做工，缀上了小女孩对于“漂亮”的所有想象。而当时，那些比我大上10来岁，又未能顺利升学的浙江女孩，尤其是县城女孩，最好的出路之一就是到浙江人办的深圳服装厂里打工。关于漂亮的女孩们，还会有一些旖旎而残酷的故事发生。有一个喜欢穿红裙子的叫小燕的女孩，到大姑的厂里打工，认识了一个香港人并嫁给他，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坊间传言，她其实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住在皇岗。再后来，听说她和这个香港人分手了，嫁给了另一个香港人。

  若干年后，我从大学新闻系毕业，成为了一名特稿记者，我一度想写出这些女工的故事。炎热的北京夏天，我在后现代城的出租屋里，一边按着电视剧《外来妹》的快进键，一边试图想象着小燕和那个时代大姑工厂里女工们的生活。2009年的年末，我沿着来自都市报的一个故事线索，探访深圳的一处公墓，为了一些在90年代死去的女工们的故事。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买不起墓穴，骨灰盒只好寄在一个一个孔格的骨灰墙上，名匾上有照片，记录下她们永恒的最鲜妍的样貌。我用铅笔在采访本上重重地写下她们的名字，却仅能大略地推测出她们的过往：困于传销、因病而逝或者为情自戕……

  对于女工的老板们来说，好时光同样是不长久的。从2002年起，大姑的工厂订单呈现U型下降曲线。最坏的时候，她还亲自拎着包，拿着白条，冲过深圳湾，去香港中环的写字楼要债。“对方跑了，户头冻结了，店铺全租出去了。”大姑笑笑。类似的事件开始多了起来，但若是跨境起诉，即便拿到款项，付完律师费，亦是所剩无几，信奉“出来混，亏多是福”的大姑选择了放弃。这句朴素的谚语，或是有效的。伴随着浙商来到深圳的，还有一些在家乡无所事事混江湖的人，俗称“破脚骨”。某一个冬天，一个常常来大姑办公室“借钱”的“破脚骨”心脏病发横尸街头，大姑默默地扔掉了厚厚的一叠欠条，几个浙江老乡出钱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家。

  滚滚向前的时代车流，给深圳的浙商们留下的可能性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便回到家乡，继续创业或者拿出一部分资金以炒房、做担保为生，若是经营不慎，如今亦可能卷入了浙商危机的泥泞之中。而大姑和她的朋友们，则选择定居深圳，在衰败的原产业里惨淡经营，和来自越南、柬埔寨的代工厂们抢一抢订单。不过，这一门生意并不好做，一个普通的缝纫工的月薪已经达到了5000多元，并且，相比于20年前勤勉的工人文化，如今的打工者更追求个人快乐的实现。

  在深圳湾边上的茶室里，我跟一个温州的朋友聊起这些。他告诉我，浙商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将目光伸向了青海的金矿、甘肃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第一眼看上去蛮荒的地方才有机会，他摸了摸手上的佛珠说。是的，大姑曾这样形容过三十年前的深圳。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