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本轮改革与之前历次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经济运行到当前，传统模式的竞争优势已渐近枯竭，而新的增长点尚处于培育期。传统模式下的诸多弊病在当前逐一显露，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贫富不均与社会矛盾、经济减速与就业压力，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等等，都使得改革不得不发，同时又阻力重重。对比之下，韩国转型成功的案例就很值得我们参考。

  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能否实现在全球化分工链条上的提升。因此，如何保障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可能会带来阵痛，但制度红利的释放往往会对随后几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提供巨大支撑。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我国大致已经经历了三轮制度红利的释放。第一轮集中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度；第二轮在90年代，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性起点，涉及了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等制度层面的调整，国企改革等；第三轮则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性事件，将中国引入全球化大分工体系，加快了追赶效应的释放，在这期间资本市场的改革也有所推进，以股权分置改革为重要标志。然后自此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大的制度层面的改革就出现了一定停滞，这也是站在当前，市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较为纠结的重要原因，或总体判断偏保守的谨慎原因。

  最早始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抓大放小”的提议，直接导致较长一段时期国企倒闭或私有化浪潮（直至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才有所收敛）。在此过程中，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94年的30%左右一路下滑，1999年最低时达到-1.5%，与此同时工人工资同比增速由接近30%回落至最低时10%以下。国企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杀伤，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等诸多问题，但却为后续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国有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在2003年开始出现明显提升。如果说国企改制是在切除国企过度臃肿、效率低下的肿瘤，那么WTO则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大生产提供契机，与人口红利等因素相互叠加，为中国较长一段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动力。前者是痛楚过后方有甘甜，后者则是顺应大势的蜜糖。

  本轮改革与之前历次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经济运行到当前，传统模式的竞争优势已渐近枯竭，而新的增长点尚处于培育期。传统模式下的诸多弊病在当前逐一显露，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贫富不均与社会矛盾、经济减速与就业压力，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等等，都使得改革不得不发，同时又阻力重重。

  转型：完善经济结构

  韩国转型成功的案例很值得我们参考。韩国在转型期间着重在几个领域入手：1.加大教育投资；2.重视从生产型创新向技术性创新的转变；3.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削减财阀权利；4.重视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5.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转型；6.反腐败。

  首先是，对教育投资，尤其是中初级教育投资的重视。韩国1950年教育经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2%，1984年时达到14%，目前保持在7%左右，而且尤其重视中初等教育的投资。这一点至关重要，不同国家对不同层级教育投资的倾斜，导致的结果大相径庭。不同国家在教育投资的策略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重视发展中初等教育；另一类是重点发展高等教育。前者如东亚四小龙，重点投资中等教育，培养了大量技术工人，很好地配合了当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要素禀赋带来的竞争优势及由此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并成功进入高收入群体。而后者，如拉美国家则过分强调高等教育牺牲中等教育，保障了既得利益者的子女们受到良好教育，但是对中低端劳动群体的培养重视度严重不够，失去了要素价格低廉等比较优势，导致了贫民窟的持续存在，以及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

  韩国从生产型向技术性创新转变的过程中，民间企业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逐年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每年增加10%以上，2010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4%，明显超出日本、美国、德国等。其中，民间企业研发投资占总研发投资的比重在70%以上。企业主导的研发创新，与政府主导的研发投资最大的区别在于，投资效率会更高，也更能够挖掘技术创新的潜力。在此背景下，韩国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明显提升，上世纪70年代时只有10%左右，上世纪90年代时已高达40%。

  为了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企业改革，着力打破垄断，削减财阀权利，激活市场活力；同时也出台了诸多缩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转型的政策。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推进“新农村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使得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国内消费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

  确立科教立国战略，力图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技术密集型行业。上世纪80年代，韩国确立“科教立国”战略，引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一步深化科教立国战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韩国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产业；1998年，韩国提出“设计韩国”战略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从制造国家转身成为设计创新国家。

  韩国的经验来看，伴随着经济转型，传统产业的没落在所难免，而消费升级、高端服务、新兴产业或明显改善。以韩国主要产业GDP占比统计来看，通讯、电子设备产业的GDP占比出现明显的增加；商业服务、医疗服务、金融服务业的GDP占比也有所提升。而传统行业中的房地产及租赁、农林牧渔等行业则出现明显回落。

  我国的转型过程中，钢铁、采掘、纺织业、地产等传统行业的逐渐没落是必然。但是，主导产业将来自哪里？由国际比较的经验来看：服务性产业，包括，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消费升级带来的终端需求等，未来会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行出现明显改善。但这些似乎都无法成为我国的主导型产业。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主导产业的出现必然是顺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如韩国电子信息化产业在90年代后的大幅发展，日本70年代后汽车制造、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大幅发展，莫不如是。我国未来主导产业的寻找，以下几条主线可以作为参考：

  传统行业：转型期会普遍出现兼并重组潮，并购潮之后由于成本下降、市占率上升、垄断利润改善等因素，会给龙头公司带来一些确定性较强、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景气改善。

  消费相关：转型过程中，全社会产业链条会从生产端为主向消费端下沉，偏消费的龙头公司可能有机会成长为类似沃尔玛的航母型企业（这里包含的是大消费的概念，而非狭义的消费概念）。并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升级等，获得相对确定的收益。另外，物联网、互联网信息产业等，或受益于人力成本上升之后控制中间成本的需求，消费升级之后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

  服务相关：转型后单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会明显提升，会导致对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提高，需求本身也会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不断升级。诸如更广泛意义的金融服务需求、医疗服务、传媒娱乐相关等行业中的龙头公司或得到趋势性投资机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对这一逻辑提供支撑。

  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一定是与时代潮流相契合的，新兴与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市场去检验。新兴产业的特征是能够带来整体效率的提升，这样才能有足够广阔的需求空间。其中，“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或受益于制造业升级，“工程师红利”、国内新型城镇化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提升；城市管网建设、园林装饰、智慧城市等新兴基建相关的产业，受益于新兴城镇化过程中对新兴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降低能耗、提高生活品质。

  谋求全球价值链条

  分工中的提升

  全球价值链分工上的提升，主要通过两个方向实现：1.商品贸易中，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升级，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并继续提高中高端产品出口占比；2.提高服务贸易的占比，提高贸易活动的附加值。

  商品贸易：提升高附加值商品的占比。二战之后，全球贸易一体化与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专业化分工带动了商品贸易的大发展。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不足20%，近年来已达到50%左右。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也由上世纪60年代的6%左右提升至近年来的10%左右。在全球价值链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各国只需要找准定位，就能融入全球化大生产的游戏规则中去，并享用全球贸易一体化带来的红利。很多后发国家就是通过加入贸易一体化的游戏规则，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

  商品贸易仍然是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在逐步优化。我们将动植物、矿产原材料等划归为初级产品，纺织制品、服装鞋帽、塑料制品、木制品及贱金属制品等划归为低端加工品，将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医疗光学仪器等作为高端贸易品，来观测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的中高端出口品占比近年来持续上升，1995年时占比约25%，2000年时占比提升至约35%，2012年已上升至超过50%；初级产品出口占比2000年前后约占10%，2012年已下降至不足5%；而低端加工品出口占比2000年前后是超过50%，2012年回落至38%左右。初级品占比较低、加工品占比较高，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生产国的定位密切相关。其中，高端出口品占比，尤其是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低端产品占比近年来总体是下降的，则反映我国在更加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也在逐步通过追赶效应实现产业的升级。

  提升服务贸易占比：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来看，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一样，主要承担的是低附加值的采购、加工制造或组装等生产性工作，而发达经济体主要从事的更多是高附加值的上游和下游环节，包括战略规划、管理创新、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生产国的分工定位，以及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导致中国的出口附加值占比明显低于很多国家。与之伴生的是，被大家广为诟病的，将廉价商品输出国外、将污染和破坏留在国内等贸易现象。近年来，低端劳动力的供需关系日渐紧张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明显导致出口竞争优势降低，倒逼中国贸易结构转型，近年来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就是重要表现。

  转型升级过程中，提升服务贸易占比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决定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能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谋求更高的位置。如果说传统的出口加工贸易，利用的主要是后发国家中偏低的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价格优势；那么服务贸易则往往兼具高技术壁垒与高附加值的特征。我们选用2010年主要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金额的比重，作为服务业对国内经济贡献的刻画。相比来看，中国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都远低于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服务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金额的比重远低于其他国家。提高服务贸易占比，可以通过健全服务贸易体系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买”的方式引入国外服务贸易的先进经验，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即属于其中一个方面。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不足，还体现在所吸引的FDI中服务业FDI占比重偏低。中国FDI中服务业FDI占比约50%，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60%左右或以上，德国最高接近90%。

  我们从主要国家服务贸易顺差与商品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图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以俄罗斯、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国，以及以中国、德国、韩国、印尼为代表的生产国商品贸易都是持续顺差的，而服务贸易却是逆差的。其中，商品贸易占GDP比重最高的德国达6.6%，服务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约0.7%；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约1.4%，服务贸易逆差占GDP比重约0.5%。有趣的是，美国、法国等典型的消费国则呈现相反的境况。美国和法国的商品贸易都是持续逆差的，而且逆差占GDP的比重都在5%左右的水平；但是，他们的服务贸易却是持续顺差的，占GDP的比重分别是1.8%和1.2%。先发国家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壁垒的服务业，可以巩固他们在全球贸易体系的领导地位，持续享受高技术壁垒带来的超额回报。美国为首的消费国，服务贸易的持续顺差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趋势来看，我国服务业FDI占FDI总额的比重近年来是在持续攀升，但从主要分类上看主要集中在地产、批零等非贸易品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溢出效应不够。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