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多媒体数字报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朱离

  近期，多起公共安全事件频仍发生，昆山爆炸事故、云南鲁甸地震，乃至台湾燃气爆炸案，在引发网友们的热切关注之余，也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但不能否认的是，8月4日凌晨，各大中央媒体集体曝出“起底郭美美”，掀起的狂风骤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公共突发事件的关注度，也对广大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议程设置功能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传播学家李普曼提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和信息相关的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意见和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而事实证明，在这一阶段的事件传播上，媒体的报道选择导致昆山爆炸事故、云南鲁甸地震等公共突发事件的关注热度低于“郭美美”这一热词。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从昆山爆炸事故发生截至发稿时止，以“昆山爆炸”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新闻及转载量为2,350,000条，“鲁甸地震”为关键词，新闻及转载量为610,000条，而以“起底郭美美”为关键词，新闻及转载量高达3,760,000条。上述数据说明，几乎在同一个阶段，媒体在不同事件上的传播力度是有所区别的，从而导致呈现的传播效果出现了显著区别。

  昆山爆炸事故、云南鲁甸地震等公共突发事件在媒介传播上的相对弱化，背后有着相当复杂的作用力。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这就意味着在传播灾难事件时，媒体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通过正面引导，主动缓解社会的紧张情绪。但这一要求又显然违背了新闻本身的嗜血本性和追求噱头的吸引受众方式。相对于节制地对待灾难细节、惨烈图片的要求，媒体在郭美美事件中则追逐起“黄色小报”的作风，对于个人私隐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曝光，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均将郭美美放置在显著的新闻位置，迎合了人性中的窥私欲，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受众关注。

  但若从更细化的层面来看，郭美美事件在这一阶段的热力传播，也是符合“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议程设置功能所考察的，并不是某家媒体某次报道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在具备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中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从郭美美炫富事件至今已有三年之久，但从当时媒体的蜂拥而上直至今天“郭美美”这一名字仍然强大的存在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事件经历了发酵、炒作、继续炒作，直至今天，步步紧凑、从未冷却。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涉入郭美美事件的中国红十字会。在云南鲁甸地震的危急时刻，其官微将过多的关注投在郭美美身上，用力过猛的自我漂白导致了极其失败的危机公关，遭遇了网友的无情吐槽。

  从郭美美的新闻一经爆出，直至8月4日早晨，红十字会的官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连发五条“揭秘郭美美”微博。如此举动，引发网友吐槽一片。有网友表示，在地震后的危急时刻，红会不将注意力放在救灾上，却如此用力过猛，忙于向郭美美“复仇”，实在是匪夷所思。而更多网友则持“阴谋论”观点，郭美美的“游街”成为牺牲品，加上红会的急于漂白，是否预示着背后更大的黑幕？

  不得不说，红会此次危机公关的议程设置堪称失败。首先，时机错了。之前三年，其一贯秉持“清者自清”的“不为”态度，错过数次合适机会，向公众说明真相，已经遭遇无数吐槽，甚至失去了一定的公信力，在芦山地震的捐款数量便可见一斑。其次，既然“不为”，何不继续？可它却不够聪明，在云南鲁甸地震的危急时刻，忙于引用官方媒体，解释郭美美事件。这一系列举动，未免给人在无能之感的同时，还升起落井下石的嫌弃感。

  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公共突发事件的传播作为传播学命题，具备不容忽视的意义。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结为一种“挑战和应战”模式。公共突发事件由于其破坏性和毁灭性的后果，客观上对生命个体、社会结构乃至人类文明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因此媒介在对其传播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绝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