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多媒体数字报

  【念念有余】

  游说和寻租最大的不同是，寻租是利益捆绑不讲道理，而游说则是尊重法律讲道理的。

  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员会咨询组专家张昕竹最近被解聘。张昕竹认为这是自己为外企说话而遭遇的报复，他还说：即使杀人犯也有得到辩护的权利。

  这是一个敏感事件，牵涉到国际知名的高通，牵涉到反垄断，牵涉到中国最为强势的部委发改委。发改委在调查高通期间，张昕竹为高通说话，据说他收了高通600万美元的课题费，发改委以公函的方式，告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于是就有了张昕竹被解聘事件。

  被解聘后，张昕竹的辩解让人感叹，在政府调查期间，如果企业没有话语权，也无法通过专家或舆论而造势，是否就如待宰羔羊一样引颈待戮？

  不过，在此案例中，张昕竹说的话并不完全对，因为死刑犯的确有而且在中国也确实获得辩护权利，即使死刑犯没有钱也可由政府指定律师提供义务服务。但这是进入到司法诉讼阶段之后的事情。反垄断同样如此，假若政府部门认定企业有垄断事实而进行处罚，这些被政府机构判决有垄断行为的企业，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可以对发改委起诉，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也就是说，即便面对发改委既定的判决，高通也有辩护的权利与机会。

  但作为一家国际知名公司，高通显然不会等到那时才表达意志，如果等发改委的裁定下来，高通会更加被动。如果在发改委调查之时，高通就通过专家学者之口表达观点，从而影响官方看法，化危机于无形，岂非更好？

  而且这样做也并非没有可操作空间。作为中国还在积极探索的执法领域，反垄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摸索和厘清，此时此刻，那些法学专家特别是法律的编制者的态度就很关键，一方面他们对法律有研究，另一方面他们的学生很多，有些就在政府机关工作。

  事实上，有很多企业也正在这样做，比如加多宝和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诉讼，会请法学专家助阵，法学专家或经济学家也经常开研讨会，院士们也写联名信，对某事件表明态度或发表看法，凡此种种，往往很引人关注。

  发改委在反垄断执法中有个特点，就是主动认罪者可以从轻处罚甚至不予处罚，这种执法方式可以从垄断内部攻破，获得核心信息，从而形成争相认罪的执法环境。如果有企业坚称清白，在发改委眼中就是态度不够诚恳，可能会换来重罚。这其实是一个相互妥协，执法部门减轻成本，调查对象换取从轻发落。美国也经常有这样的案例：面对执法监管，金融机构以缴纳数十亿美元换取和解。

  这种以轻罚换认罪的方式，还可以让发改委免于走进法院成为被告，这对任何政府部门而言都是很令人尴尬的。发改委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至今反垄断被处罚对象没有发起对发改委的诉讼。

  对高通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发改委自然希望在处罚发出之前，就让其心服口服，避免走入司法程序。敲山震虎自然是其中一招。

  双方的斗智斗勇中，发改委似乎占尽上风，但是被调查对象的声音，是否就该被埋没？

  一旦牵涉外资，牵涉到学者和巨额资金，似乎就可以安一个“买办的头衔”，从而无法静下心来分析问题。在这个案例中，张昕竹的身份的确特殊，抛开张的个人身份不提，我认为，政府机关的执法对象即使在调查期间，也应该有渠道表明态度，并可以请人游说，只要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

  其实，企业花钱通过一定的渠道游说政府部门，在国外是一个通行做法，大企业、工会等都聘有游说人员，可以为雇主争取有利政策环境。譬如，华为为打开美国市场而游说美国政府部门，这导致2013年华为在美国支出大增。

  很多守法的外国企业到中国就剑走偏锋，很多人由此认为这些企业也不过尔尔，而不去反思自身环境，如果这些企业有合法表达或者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多少人还愿意铤而走险？游说和寻租最大的不同是，寻租是利益捆绑不讲道理，而游说则是尊重法律讲道理的，如果游说可以达到效果，谁还去寻租啊。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