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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经济】中国文化中有两个通病，在风水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即神秘化和全能化。

  《儒林外史》中几次提到“堪舆”（相地之术），从中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对所谓的风水就已看得很透并有所警惕。余有达跟人提到要寻地葬父母。一个叫迟衡山的人说，只要地下干暖，无风无蚁，先人得安，足矣。那些发富发贵的话，都听不得。他还说，风水界都推崇东晋郭璞，将其尊为鼻祖，据说郭璞写过一本《葬书》，教人们怎么看墓地。但他自己在战乱中丧命，并没有善终。如果墓地真的能决定人的一生是否好运，为什么他不给自己父母找块好地埋葬，改变一下自己的际遇？所以有人赋诗叹曰：“气散风冲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犹信《葬书》。我最恨当下的术士动辄便托词于郭璞，说“这地可发鼎甲，可出状元”。状元一词始于唐朝，郭璞是晋人，早于唐朝，怎么得知唐以后有此等称呼？若说古人封侯拜相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传说韩信葬母于龙脊上，也确实发达了，但最后因造反被诛三族，这地是凶是吉？

  在座的杜少卿对此发表感慨说，我觉得朝廷应该就此立法，但凡有的人家为了发达要把父祖之坟迁葬到“风水宝地”的，叫他到有司衙门递个呈纸，风水师同时具结，说明棺材上有几斤水，几斗几升蚂蚁。打开坟墓之后，如果说得不错，就罢了；如果说得不对，即于开挖之时带一个刽子手，一刀把这风水师的狗头砍下来。那要迁坟的，就依子孙谋杀父祖之律，立刻凌迟处死。大家都说好。

  虽然篇幅不长，但基本概括了作者吴敬梓的风水观。很难说这是吴敬梓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过作为一个有能力传播价值观的读书人，他的见识多多少少会影响一部分人。这也是我喜欢《儒林外史》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所谓名著不少，基本都是怪力乱神、诲淫诲盗那一套，能说点明白话的，少之又少。就拿风水之说来讲，我认为吴敬梓的认识符合事实，风水之说是人类文化遗产，但没那么神秘。古代人类从最初的部落群居到后来的家庭聚居，对大自然依赖度很强，要保暖、向阳，取水要方便，土质要干硬，远离风口，等等吧，都有一定的学问。生而择地，死也择地。目的都是顺应自然，别跟老天闹别扭，老天也不给你添腻歪。随着人们跟大自然抗争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基本规律也要发生一些变化，不会一成不变。

  但中国文化中有两个通病，在风水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即神秘化和全能化。明明都是一些生活基本常识，偏要添加无数作料，搞得自己好像多么高大上，让人可望不可及。其实就是用形式化的东西来虚张声势，吓唬别人。余有达的两个堂兄弟余敷、余殷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看风水，别人拿着一袋土来请他们看看，余敷正要打开，余殷夺过来说，等我看。然后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儿，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儿，拿手指头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块土递与余敷说，四哥，你看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着在灯底下，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地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闻。又闻了半天说，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问：这地可葬得？余殷回答，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穷了！此处描写，余殷兄弟故弄玄虚的作态油然于纸上。很多知识就这样被半生不熟的方士搞得脱离群众，甚至惹人讨厌。方士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要把掌握的那点知识“全能化”，告诉你风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全家的命运，甚至整个族群的命运，用耸人听闻的言辞逼你相信。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无所不能的东西，诸如藏宝图、一把刀、一份经卷、一件袈裟、一支灵芝，只要宝物到手，就能所向无敌，万事大吉。让人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这些个莫名其妙的物件上。

  堪舆集如此糟粕于一体，本身的美好便被消解得殆尽了。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