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多媒体数字报

  【念念有余】

  在中国，媒体出问题集中在媒体和报道对象之间的灰色交易，其本质上是报道权的出售。

  传媒是个很大的名利场，很多电影中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场面都少不了媒体，郭敬明为《小时代》设置了时尚杂志和出版人，场面显得高大上。

  的确如此，传媒天生就承担了很多责任，以公信力举办慈善活动，进行行业评选，媒体记者虽然收入上是屌丝，但是可以很快获得和社会达人近距离接触机会，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也会被认真对待。

  记者是不少电影中的菜点，在关键时刻起传真印象的作用，有些甚至是主角。

  可是记者们并不希望成为被报道对象，除了习惯躲在暗处成为观察者外，记者或所在媒体的所作所为对这个社会而言并不吸引眼球，除非是因负面消息。

  在中国以及西方国家，记者和传媒的点滴问题都会被放大传播，谁让这个行业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呢？

  但中西方传媒出问题的方式并不相同。西方大多是记者在采访中做了假，或者采访方式出了问题；而在中国，媒体出问题则集中在媒体和报道对象之间的灰色交易，其本质上是报道权的出售，报道权包括报道和不报道，以及以何种方式报道。

  很明显，就犯错的性质而言，欧美媒体是技术错误，中国媒体是根本错误。这说明西方媒体独立成熟，中国媒体还在大环境中挣扎。

  但是中国媒体要像在欧美国家一样独立，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12年5月31日中午，在湛江，我走进金海酒店——宝钢湛江项目办公室所在地，门卫跑过来盘查，我说是记者，他说：记者？你的车呢？

  从他眼睛中，我看到的是不可思议，大概在他的记忆中，记者都是和官员在一起，前呼后拥，有人接送。

  离开湛江到广西防城港企沙镇，我到了镇政府去找镇长，进门看到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坐得歪歪扭扭的，像是防暴队的，他们也有点慌乱，大概很少有记者探访此地。他们看了下我身后：你一个人？没人陪？

  这是来自底层真实的镜子，照出了记者这个群体的面目。

  在老百姓眼中，记者应该和官员在一起。记者是官权力的延伸，通常代表着官方意志，有时又跟有钱人打得火热。而有时普通人又寄予记者很大期望，将记者看做能轻易接近并可以发出声音的社会良心。

  高超的记者能游走在各种边缘，有时甚至地方政府也会忌惮三分。当然，后一情况大多存在于异地监督中。

  到地方去采访，需要采访政府的时候往往会内心忐忑，信任成本很高，往往要解释多遍：我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在我家乡，那些听说我是记者的老乡帮我出过如何发财的主意。

  末了他们往往遗憾的看我一眼，你不行，干不了这个啊。一位公务员亲戚不无遗憾地对我提起一位记者如何从他们部门敲走一笔不小的款项。 与之对比，工作勤恳有操守的新闻工作者收入并不高。靠勤劳致富的想法，也并不现实，国内几家对报道质量要求严苛的媒体的记者收入在行业内并非顶尖。

  追其原因，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版权价格太低，辛苦几月甚至年余的报道，迅速在互联网上传遍天下，但记者和所在媒体并不能因此充分受益。

  所以在这种机制下，想靠成为名记者获得高额收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媒体曾报道中国一位足球体育记者有500万元年薪，但是后来悄无声息。可以说现在各个行业的顶尖人才500万元的年薪都不算高。

  有不少新闻前辈告诫，做记者就不可能赚太多钱，记者有门槛，但并不高，大学毕业之后经过几个月操练即可写出稿子见报。

  不少传媒拿公众知情权当商品，和权力以及财富进行交换，传媒要生存，要广告，记者要收入，如果好好写稿子的记者，还没有吃吃喝喝的记者报酬高，谁还愿意在晚上熬夜呢？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