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今年中国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相比稍早前世行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在今年10月10日超过美国，国内部分人表现出的豪迈和乐观情绪，民众对此次IMF对中国的最大经济体封号的反应平淡和冷静很多，甚至提出不同的解读，这或许是对不断刷新的NO.1习以为常的缘故。理性的反思是必须的，因为盛世浮华之下中国经济并非毫无隐忧。

  首先，世界第一的称号是基于汇率的购买力平价，而购买力平价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一定的适用限制，是较为理论或理想化的概念。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从苹果手机到奔驰轿车，商品价格因不同人对特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或某一商品和服务的稀缺性程度而异。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回应，在经济增长质量上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判断是准确和到位的。毕竟，这个数字上的变化承载了非常复杂的博弈内容，其背后有IMF、世行等组织希望中国承担与其经济规模相对应的责任的意图。因此，近年来中国在多领域位列全球第一后，随之而来将是责任和道义上的要求，中国理应对各种“桂冠”的美誉表现审慎和理性。

  其次，即使不讨论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仅从数量维度比对，IMF和世行的统计排名也显得有些名不副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历经了去杠杆化，而中国则由于继续实施实质上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整个经济系统的杠杆率不降反增，非金融部门的负债占GDP同步攀升，资产价格存在泡沫问题，且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压抑，表现为无风险收益率高企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实体经济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和日益突出的债务紧缩、信用紧缩等风险。同时，经济体系中的双轨制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等方面面临的差别性待遇，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普遍存在，资源和产品市场定价机制的双轨制，导致价格不合理甚至扭曲之处不一而足。因此，硬用PPP概念来衡量差异性极为明显的中美两国经济，有相当局限性。

  事实上，当前最应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系统性风险明显上升。最近备受市场关注的两个政策透视出当前经济下行风险不容低估：一是央行和银监会针对房贷政策的调整；二是针对地方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并剥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功能。

  这两个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决策层在稳增长与防风险领域的再平衡取向，即防风险可能变得更为优先。众所周知，目前地方债在规模上已上升到了必须加以控制的地步，并且地方债存在不公开、不透明、不均衡等严重问题。国务院这次明确中央政府的不救助原则，旨在割断中央信用对地方信用的隐性背书，这一方面警示地方必须根据财政的可承载能力进行债务硬约束，另一方面则是告诫市场上的各类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不要再想当然地假想中央会为地方超限债务承担清偿职能。同时，要求剥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功能，不仅是督促地方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理清界限，而且也是要求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以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形式承担有限责任，进而避免城投债兑付问题触发地方财政风险。这些措施和努力都预示着决策层在积极为打破刚性兑付做各项准备工作，也与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财政部着力推动的公私合营模式等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递进关系。

  如果国务院的意见目的之一是纠正市场上认为中央政府将成为最后清偿者的错误认识，那么央行的房贷调整政策则是在地方债和城投债的存量风险处置上构建临时性防护墙。当前地方债、城投债、地方国企债等相当部分是以土地等不动产抵押和担保的，如果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断崖式下跌，会对金融系统产生冲击。为此，房贷标准的调整确实有稳楼市预期的政策意图，即避免房价和地价等不动产价格继续下跌，进而为接下来的存量地方债处理提供时间窗口。

  此外，当前中国正步入银发时代，人口老龄化下的储蓄率下降问题已经凸显，而目前最终消费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仍不理想，这意味着通胀和资产价格的货币影响因素将发生变异，如最新的统计显示9月份CPI已经回落到1.6%的水平。一旦货币传导机制受到阻塞，那么即便为维系资产泡沫不破裂而主动放水，市场自身的力量也会使其意图落空。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日本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长达二十年，即使日本央行大量放水也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由于内外环境因素和周期因素导致的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凸显，继续提高刺激计划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剧两者矛盾的不可协调性，即政府主动创造需求，以改善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将会导致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计划而言，2008年以后大小不等的刺激计划，其本质上更多的是在增加产能，而非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核心竞争力，这导致了 行业产能过剩从局部向全局演变。一旦所有行业都出现产能过剩，那么整个经济体系的投资边际收益率就下降，资产违约风险就上扬，市场风险溢价就升水，私人部门投资意愿就进一步下降，去年以来私人部门投资增速的持续走弱就是这种状况的显现。当前，通过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营模式吸引非公资本也就变成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混沌局面。

  由此可见，尽管IMF和世行册封中国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要真正打破瓶颈，避免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根本上是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和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精兵简政、放权让利，真正充当好守夜人职责，为市场提供程序正义的公平交易环境，真正让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许是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内生性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作者系广州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