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为什么要关注四中全会

  体制弹性已经成为影响资产定价的重要变量。这是我们首先想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点：在经济增长弹性比较大，而体制弹性比较小的时候，经济是资产定价的主要影响变量；而在经济增长弹性下来之后，体制的弹性上来了，体制变成了一个重要变量。

  我国台湾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国台湾80年代末的改革与资本市场1987年开始的那轮波澜壮阔的牛市，在归因上是完全承接的，尽管当时台湾地区经济增速已经显著下行。

  目前中国经济也已进入这样一个状态：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已进入了一个下行轨道。2012年中国经济开始去出口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从连续10年的9%以上变为连续三年的7.5%左右；2014年开始去地产化，趋势增长率进一步承压，我们估计明年增长目标可能会是7%，全年增长会是7.2%左右；季度之间的弹性也将继续较低。在这种情形下，经济想象力不大，体制弹性将成为资产定价中的一个敏感变量。

  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能否避免拉美化，一个法治的、公平的、市场化的体制能否搭建将是关键。这也是我们关注四中全会，关注依法治国的大逻辑。

  四中全会意义重大

  四中全会最大的意义在哪里？一句话，四中全会让体制内一直在提的“依法治国”首次落地。

  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依法治国”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从十五大到十八大，完成了依法治国在方针战略层面的搭建，但是如何依法治国，并未有全面的、系统性的指引，而本次四中全会完成的，恰恰是依法治国的首次落地，是法治化改革路径的一个展现。

  重塑四大关系

  关于内容，本次会议一则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目标，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二则提出了“六大任务”，即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我们想要重点提示的是，本次会议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突破是，它围绕依法治国明确确认了几个重要的关系：

  其一是公检法司内部的关系。会议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其二是法治和政府的关系，比如提出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要形成依法决策机制；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其三是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比如提出要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其四是法治和改革的关系。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上述框架完成从立法到司法到行政关系的重新修正，且具备现实的落地路径，这也是本次讲依法治国和以前的最大不同。

  法治化是经济转型前提

  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用法治精神推进改革大业》，这一点逻辑我们觉得还是挺关键的。

  我们需要什么？在开始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体制弹性的出现，以它来确保经济增长的顺利转型。

  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太过于关注一个短期的超预期或者低于预期，我们建议关注一个中长期的改革框架的打开。这个框架不仅仅是落在经济层面，它恰恰是经济转型、经济改革和进一步市场化的一个必要的体制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中全会是一系列红利的一个开始。如果依法治国能够顺利落地和推进，中国资产的风险溢价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作者系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