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贾语村言】但愿政策松动能够减轻计生人员的压力，不再给满怀欣喜的准父母们添堵。

  在我很小的时候，邻居家的大人们有时会对我说，“知道吗？你是超生的。”以我当时的年龄，还无法准确理解“超生”的意思，但能隐约觉察到自己的存在可能不符常规，这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常会感到害怕和内疚，害怕会因为是超生而被带走，内疚自己为啥不早于哥哥出生。直到我上学识字，能看懂村头高墙上粉刷的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才渐渐明白，其实用不着惊慌，超生不是我的错误，而且我们家也为这个错误付出过代价。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做出了贡献，但要是把这项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我的超生儿身份，给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小块阴影，当我作为一个计划外的指标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准备生育一个计划内的孩子时，又跟那块标语纠缠了好久，为的是获得一张需要盖上四块政府公章的小本本——生育服务证，俗称准生证。

  我工作、生活在北京，但户籍远在广东深圳，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应该算是外来务工人员，这部分人是非法超生的重点打击对象，我当然难逃法外。媳妇怀孕之后，我找到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恳请对方开具初婚未育证明，该证明是办理准生证的必备要件，计划生育专员查询了一番后拒绝了，理由是本人长期不在户籍地居住，无法准确掌握我的婚育状况，建议我接洽常住地的居委会。

  深圳专员的理由无懈可击，我只好去所在小区的居委会，找北京专员，她同样是一番认真查询，之后严肃告知，无法开具证明，原因是我属于流动人口，婚育状况不明。这次我有所准备，理直气壮地质疑，“居委会对辖区内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难道没有监督管理的职责吗？”专员不假思索，撇着一口京腔回答我，“姆们（我们）是要管理外地人，可你在住进来之前，得在当地开具人口流出证明，让姆们知道这事儿，还得每三个月汇报一次婚育情况，听明白了吗？”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在流出深圳时，当地居委会没有盛情挽留，流入北京时，本地居委会也没有热情接待，所以流出地对我鞭长莫及，无法证明，流入地不知道住进来一对育龄夫妇，不敢证明。这样一来，我的婚育状况便无人知晓，无人证明，无人可以为我的孩子“准生”。

  没有这张证，医院不给建档检查，社区不给检疫接种，公安局不给落户，所以必须得为他们踢来踢去的球找个主人。后来还是户籍地的居委会体察民情，只要常住地居委会开具“家访时未发现孩子”的证明，就同意办理接下来的手续，这回北京的专员没有找到理由拒绝，因为根据规定，任何一地的居委会，都有义务警惕潜藏在辖区内的超生游击队。当然，能开出证明，两地居委会都算是法外开恩，如果他们公事公办，皮球不知要在大江南北飞跃几个来回。我的情况不是个案。

  因为我享受了兄弟同心的乐趣，我的孩子就丧失了拥有弟弟或妹妹的权利，所以我应该不用继续看居委会脸色了。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有其历史功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找出很多证据，只是人们更容易记住的，往往是自己见到的冷冰冰的面孔，甚至是血淋淋的传闻。现在，严格的政策已经出现了松动，单独二孩政策执行了大半年，据称后续有可能继续放松。但愿政策松动能够减轻计生人员的压力，不再给满怀欣喜的准父母们添堵。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