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中国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法律问题研讨会”上周六在深圳举行。

  围绕着“上市公司争议解决机制的实践和创新”这一主题，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保生认为，当前以民事赔偿诉讼制度为核心的上市公司证券责任纠纷解决机制初步形成，不过仍然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另外单纯依赖诉讼程序解决上市公司争议也存在一定弊端，建议探索构建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比如纳入仲裁解决机制、引入第三方调解机构，甚至可以试点在深圳和上海设立专门的证券法庭。

  张保生的观点得到了深圳国际仲裁院院长刘晓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副主任审理员欧阳振远等与会人士的认同。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

  有待完善

  张保生介绍，上市公司证券责任纠纷，主要包括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欺诈发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而引发的侵权民事损害赔偿纠纷。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以民事诉讼赔偿制度为核心的上市公司证券责任纠纷的争议解决机制逐步形成。

  张保生指出，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诉讼较为活跃，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至今已有2万多名投资者对大约100家上市公司提起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涉及金额20多亿元。“相比之下，我国至今还没有因为内幕交易而被人民法院判决民事赔偿的判例，此外目前还没出现因上市公司操纵市场而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

  张保生直言，当前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存在有待完善之处，比如关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发行等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诉讼中，如何认定投资者损失、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如何认定举证责任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投资者维权难；再比如，目前的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规定了前置程序，成为中小投资者维权之路的首道障碍；还有就是目前证券诉讼采取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等模式，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诉累；此外还有证券诉讼时间非常漫长、存在不同地方法院判决差异过大等问题。

  张保生表示，在诉讼程序之外，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目前上市公司证券责任纠纷的争议解决机制基本依赖诉讼程序这一单一的解决机制，“这没有给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更多解决争议的选择权，也不利于纠纷的迅速、灵活解决。”

  深圳国际仲裁院院长刘晓春则通过介绍深圳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相关业务特点，提出了如何创新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新途径。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副主任审理员欧阳振远认为，深圳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提出的四位一体争议解决机制，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是不失创新之举。

  呼吁构建

  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

  在发言中，张保生呼吁，尽快建立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在完善诉讼机制方面，他建议可以尝试引入集团诉讼制度，“集团诉讼在美国被广泛运用于证券欺诈案件当中，并且收效明显。”另外，他特别强调，希望能够取消证券责任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

  事实上，张保生的上述建议并不乏支持者。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就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关司法改革，深化证券投资者保护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取消证券民事诉讼的行政前置程序、出台有关市场操纵犯罪法律应用的司法解释、扩大证券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

  宋丽萍也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不过并未就上述话题发言。但在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明确表达了对深圳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创新争议解决方式的肯定。

  除了完善诉讼制度外，张保生和刘晓春都认为，要积极探讨其他方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比如纳入仲裁解决机制、引入第三方调解机构和设立专项赔偿基金等。

  “目前，仲裁机制在上市公司证券责任纠纷的争议解决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张保生评价。

  刘晓春所在的深圳国际仲裁院正在逐渐改变这种情况。深圳国际仲裁院通过在深交所设立证券仲裁庭，积极探索资本市场争议仲裁机制创新，或将会推动上市公司纠纷的有效解决。

  张保生的期望值更高，“是否可以探讨在上海、深圳两地设立专门的证券法庭，集中专业力量处理专业案件，解决专业化和地方保护的难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是开设专业证券法院设想的支持者。他曾建言，可以把所有同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诉讼，以及检察院的业务都集中在上海或者深圳，建立证券法院或证券检察院。让上市公司脱离公司所在地，脱离影响圈子，有关的法律诉讼才能独立、公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