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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商话】

  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舶来品”原指通过航船从国外进口来的物品，旧时外国商品主要由水路用船舶载运而来，故名。据此，《金瓶梅》中是有不少舶来品的，妓女李桂姐家被盗的“水银镜”、李瓶儿从梁中书家逃走时带出的“一百颗西洋大珠”，以及李瓶儿交付给西门庆的“三四十斤沉香”，显然都是海外贸易的产物。

  百姓日常用品，不乏从海外舶来之物，这个信息十分耐人寻味。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海禁一度是明王朝的国策。何谓海禁？作为一项官方政策，无非两项：一是不许外国海商通过海洋来华进行贸易活动；二是禁止本国公民出海经商。

  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实行过海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到了元朝，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回首这段历史，当代学者晁中辰所说：“如果宋元时期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可惜的是，这种势头在明代发生了逆转，从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严酷的海禁政策也并未像明太祖希望的那样延续下去。到了嘉靖后期，海禁政策已开始松动。推动这种政策改变的，并非圣意的一时转移，而是强大的舆论，更缘于形势比人强。

  佛郎机（葡萄牙）人自嘉靖三年始即与东南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福建同安文人林希元在文章中说：佛郎机之来，皆以其特产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与我边民贸易，“其价尤平”，他们的饮食日用品要向我们购买的，如米面猪鸡等物，“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皆乐与交易。林还特别强调，其“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

  因为海禁森严，“番舶几绝”，广东经济几乎无法支撑。嘉靖八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奏请广东撤禁，奏疏中说，广东财政对商税极为依赖，“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

  让明朝统治者头疼的还有海禁的另一个重大副产品即“倭患”。当代历史学家早已用史实雄辩地证明，“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多为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相反，是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

  正如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分析倭寇之原由曰：“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商，后之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不是说“片板不许下海”吗，可是试看海上，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不是说“寸货不许入番”吗，事实是“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严厉的海禁，导致“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之更张。隆庆元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象：据《明史》，崇奉道教的嘉靖皇帝经常要举行斋醮仪式，而产自异域的龙涎香为斋醮所必需。嘉靖四十年，一场大火烧尽了宫中蓄积的龙涎香，嘉靖索求甚急，户部尚书高耀遂用七百六十两银子买得八两，诡称购自民间，实为太监窃于内库。高耀竟因此而擢升太子少保。

  海禁时代，皇帝要用点洋货还如此不易，等到了《金瓶梅》描写的万历或以后时期，舶来品在寻常人家那里居然也不能算是特别希罕了。市场之手的力量岂非伟哉？一旦管制放松，经济与民生会发展到何等水平，岂非不言而喻？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