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网络版郑重声明经证券时报社授权,证券时报网独家全权代理《证券时报》信息登载业务。本页内容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复制或在非证券时报网所属服务器建立镜像。欲咨询授权事宜请与证券时报网联系 (0755-83501827) 。 |
舶来品透露的信息 2014-12-29 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黄波
【金瓶商话】 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舶来品”原指通过航船从国外进口来的物品,旧时外国商品主要由水路用船舶载运而来,故名。据此,《金瓶梅》中是有不少舶来品的,妓女李桂姐家被盗的“水银镜”、李瓶儿从梁中书家逃走时带出的“一百颗西洋大珠”,以及李瓶儿交付给西门庆的“三四十斤沉香”,显然都是海外贸易的产物。 百姓日常用品,不乏从海外舶来之物,这个信息十分耐人寻味。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海禁一度是明王朝的国策。何谓海禁?作为一项官方政策,无非两项:一是不许外国海商通过海洋来华进行贸易活动;二是禁止本国公民出海经商。 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实行过海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到了元朝,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回首这段历史,当代学者晁中辰所说:“如果宋元时期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可惜的是,这种势头在明代发生了逆转,从而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严酷的海禁政策也并未像明太祖希望的那样延续下去。到了嘉靖后期,海禁政策已开始松动。推动这种政策改变的,并非圣意的一时转移,而是强大的舆论,更缘于形势比人强。 佛郎机(葡萄牙)人自嘉靖三年始即与东南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福建同安文人林希元在文章中说:佛郎机之来,皆以其特产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与我边民贸易,“其价尤平”,他们的饮食日用品要向我们购买的,如米面猪鸡等物,“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皆乐与交易。林还特别强调,其“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 因为海禁森严,“番舶几绝”,广东经济几乎无法支撑。嘉靖八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奏请广东撤禁,奏疏中说,广东财政对商税极为依赖,“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 让明朝统治者头疼的还有海禁的另一个重大副产品即“倭患”。当代历史学家早已用史实雄辩地证明,“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多为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相反,是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 正如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分析倭寇之原由曰:“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商,后之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不是说“片板不许下海”吗,可是试看海上,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不是说“寸货不许入番”吗,事实是“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严厉的海禁,导致“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之更张。隆庆元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象:据《明史》,崇奉道教的嘉靖皇帝经常要举行斋醮仪式,而产自异域的龙涎香为斋醮所必需。嘉靖四十年,一场大火烧尽了宫中蓄积的龙涎香,嘉靖索求甚急,户部尚书高耀遂用七百六十两银子买得八两,诡称购自民间,实为太监窃于内库。高耀竟因此而擢升太子少保。 海禁时代,皇帝要用点洋货还如此不易,等到了《金瓶梅》描写的万历或以后时期,舶来品在寻常人家那里居然也不能算是特别希罕了。市场之手的力量岂非伟哉?一旦管制放松,经济与民生会发展到何等水平,岂非不言而喻?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本版导读:
发表评论:财苑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