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如果想到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上广”几年前就实施了汽车限购的政策，就连天津、杭州、石家庄、贵阳这样的二线或准二线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汽车限购的队伍中，深圳市在汽车限购上如法炮制，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针对深圳可能采取汽车限购的传闻，市领导和行业主管领导一再辟谣或表态，深圳将综合利用设施供应、经济杠杆、出行管理和宣传倡导等手段引导车辆使用，并没有限购计划。而就在实施限购政策一周之前，市交委负责人在首届“北上广深”交通会议上还明确表态，深圳不会学习“北上广”式的汽车限购。

  因此，深圳在2014年末突然袭击式的汽车限购做法，之所以在民间乃至全国媒体引起很大反响，甚至是激烈的反对声、批评声，除了对于深圳市政府舆论导向公信力的微词之外，更多的是对于政府继续采取行政干预式的城市治理手段，而没有祭出信誓旦旦将要使用的“经济手段”之失望，并祸及深圳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地位上的威望。但是，从本质上看，限购是不得已而为之，凸显当代大城市政府在治理城市和供给公共服务上难以破解的困境。

  无论是住房限购、汽车限购，还是外来人口本地化的各种限制型政策（限制入户、上学等），本质上都是公共资源或服务如何分配的问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居住、出行，还是日常生活，都是对于城市空间上分布的公共资源的分享。在一定时期、一定规划约束下，大城市可用空间就那么大、分布在不同空间节点上的公共资源就那么多，如果需求持续放大，不仅公共资源供给捉襟见肘，更重要的是出现公共资源挤占，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多输局面以及弱势群体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

  从住房限购来说，在现代城市，住房需求不仅仅是室内居住本身，更多的是对空间公共资源的需求。具体地说，就是对便利交通、优秀教育和医疗、社区服务、高质量地下管网等方面的需求。而全部或部分满足这些条件的住房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何市中心的房价比郊区要高很多、为何一线城市的郊区也会出现住房供应过剩。当很多人想要买这些房子的时候，这些房屋的价格长期看涨。由于住房是最大宗的商品，购置门槛较高，有钱的人可以一下子买多套住房，但这样不仅会在短期内出现住房供应紧张、房价上涨，而且购买力不足的人可能就买不到房子，或者不得以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价格去买。

  城市政府供给公共服务，从来没有说只为有房人供给，而是为全体常住人口所共享。既然如此，就应该限制市民购买住房套数，特别是在超大城市。从这个角度讲，作为人口长期净流入的一线城市，继续实施住房限购政策是必要的。因此，作为行政干预措施，尽管限购对于自由市场交易规则有破坏，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但在公共服务供求矛盾难以缓解之前、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之前，一线城市实施住房限购的利要大于弊。

  汽车限购的道理如出一辙，如同购房需求，汽车限购是购车需求裂变式增长、城市道路公共资源供求矛盾倒逼的结果。城市道路公共资源为所有出行的市民所共享，无论是选择徒步、骑自行车，还是选择坐公交车、乘坐小汽车出行，每一个市民对道路资源都有平等分享权（媒体将其称为“路权”）。但是，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的结果，却是道路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小汽车乘用者，而选择徒步、骑自行车和公交出行的人，享有的道路资源越来越少。

  近年来，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无论是铺隧道、架高桥，甚至是连接老城区与新城区的城市快速干道等等，我们看到的是，新增道路公共资源更多地还是向机动车（特别是小轿车）配置。同时，2009年以来扩大汽车消费的内需政策，不管是汽车“三下乡”，还是减税等，都事实上在降低小轿车购置成本，鼓励小轿车的消费，变相地产生了小轿车挤占道路资源的问题。

  在新闻镜头和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人行道、自行车道被机动车道（特别是小轿车道）蚕食的情况。马路成了停车场，自行车道、人行道被停放的机动车侵占，而骑车人不得不冒险骑上机动车道，行人也在其中穿来穿去；早晚高峰时，私家车和公交车把路堵得严严实实，几乎找不到非机动车道，骑车人只能艰难通行；小区里情况更加恶劣，不仅人行道停满了车，消防通道被挤占也不奇怪。

  住房问题、交通拥堵是全球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以行政限制性措施限制买房、治理拥堵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住房短缺时期（例如“二战后”），很多发达国家都曾采取过行政限制措施。例如，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实行“一户一宅”的购房制度，德国一直以来坚守对地价、房价、房租等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制度；同样，在治理拥堵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如墨西哥城、圣保罗和波哥大等）都采取过行政干预的措施，其出发点就在于平等分享道路资源。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在治理交通拥堵时，波哥大时任市长恩里克彼时的一段话非常经典：“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在波哥大，我们选择建设一个为人民的城市，而不是为汽车的城市。”

  媒体普遍提到的“经济手段取代行政干预”，只是“看上去很美、实施却很难”的一厢情愿。事实上，经济手段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税收、扶持行业，又能取悦于民众，何乐而不为呢？但是，经济手段要考虑到诚信问题、信息识别、监督和执法成本、普通百姓的承受问题等等制约。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想想各地控制吸烟条例、垃圾分类条例等等需要每一个百姓遵守的城市治理规章，违反的人多的很，但有几个人被罚款了呢？由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求矛盾短期内难以缓解，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财税体制、政府职能划分、城市规划调整等体制性原因，在短期内也难以获得实质性改观，“限”字当头尽管不合理，但这是当前条件制约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凸显城市治理在目前难以破解的困境。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