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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木求鱼】中国的文人最惯搞“治外法权”，总要为自己搞出来的一些蝇营狗苟的东西找冠冕堂皇的借口。

  “贼”这种东西，起源大约挺早。虽然第一个或第一批贼到底出现于何时何地，实在不好考证，但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自从人类的脑袋瓜儿里灵光一闪萌发了私有观念，“贼”也便缘起了。

  所谓“贼”，按字典的解释，专指偷东西的人。这应该是“贼”的“基础”——即未经允许，偷偷地将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在私有观念大行其道的岁月里，这大约是最让人厌恶甚至愤怒的一种行为了吧。于是，恨屋及乌，由此基本义又逐渐衍生出一些其他的意思，比如：“做大坏事的人”，邪的、不正派的，狡猾，伤害，等等，反正似乎都能跟“偷”沾上点儿边。

  总而言之，“贼”这顶帽子，一旦扣到谁的脑袋上，这个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归了类——其人必非好人，其行为也必定要让人不爽。于是旁人就会或避而远之，或责斥之，或围而攻之。人属于社会，被人们疏远，生存就会变得很不方便，精神感受上大约也就了无趣味；如果被人们斥责、攻击，就更不用提了，轻则身体、精神受伤，重则就难免会因此丢了性命。

  因此，“贼”这个字，也就逐渐地浑若天成地担当起骂人的重任，或专指，或泛指，分量都不轻。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贼”斥人者当属孔老夫子。《论语》记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这个被痛骂的原壤怎么招惹了夫子？不过坐没坐相罢了，坐着等夫子的时候，膝盖没规规矩矩淑女般地并拢着，而是大喇喇地叉在那里，于是把夫子惹翻儿了，不但“以杖叩其胫”——把腿并好喽！而且把“幼不孙弟，长而无述”的陈年老账也一并翻出来一通抖搂。虽然估摸着原壤岁数当时应该也挺高龄了，但大概也没敢跟夫子顶嘴。

  如此看来，无论是“夷俟”，还是“箕踞”（孟子当年差点儿因此把老婆休了），在极为讲究的古人那里，都应该是足以以“贼”配之的大错儿了。如果因循着这样的标准，在现在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的年代，一眼望去，黑压压地，估计就遍地是贼了。想想都难免让人为之汗背。

  好在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相对宽容的时代，许许多多的标准都比古人放宽了不少，许许多多没什么规矩的人也不用担心被脑袋上被人硬扣上“贼”的帽子。不过，社会再怎么变，有一些条条框框肯定很难发生变化；这些很难改变的条条框框就成了维系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底线，比如，偷别人的东西，做贼，估计还要一直被喊打下去。

  虽然做贼会挨打，但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上最精巧的一种文化，任何事儿都能文化出花样儿来。比如，同样是做贼，那些“土贼”、“蟊贼”、或没什么背景的“贼”，似乎就格外倒霉，每每成为被无情痛打的对象；而有那么一种贼——我们姑且称之为“雅贼”吧——就要幸运得多，轻易不会被抓，即使“不幸”被抓了个现行，也大可不必担心，往往不会有事，甚而或许还能因为贼得够雅，而赢得或热闹、或隆重的喝彩呢。

  孔乙己曾经说过，“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中还流传着另一句“名言”，“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会抄呢，小则足可以养家糊口，大则可以成名成家，再杰出点儿，没准还能混成一代宗师，也未可知；不会抄？那对不起了，肯定就要被琼瑶告。不过，即使被琼瑶告，也大可不必太过担心，中国文化向来有为文人、雅人讳的传统，肯定不用担心因为偷了别人的思想或文字什么的，就被断手断脚。

  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洋人的租界里搞“治外法权”。其实，中国的文人最惯搞“治外法权”，总要为自己搞出来的一些蝇营狗苟的东西找冠冕堂皇的借口。这就难怪“雅贼”难断了。琼瑶告状，请求判赔2000万，结果法院只判了500万，如果法院能像打“蟊贼”那样，使出霹雳手段，判罚个4000万、8000万、甚而上亿，估计“雅贼”们很快就能绝了种。

  不过，如此悠远的文化传承绝种儿在当代，大概就会让一些人唏嘘不已。因此，“雅贼”们应该还能继续繁衍下去。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