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据媒体报道，部分央企近日在其官网上挂出“人社部严控在京单位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消息称，各中央单位在2014年基础上指标压缩17%，并严格限定年龄，毕业当年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于是，不少已经签约的毕业生，因“超龄”无法解决户口而不得不面临解约。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无不妥。但结果重要，过程同样重要，以何种方式来调控大城市人口规模，事关公平、事关科学。越是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越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正义的形式来实现。

  如果单从北京自身的利益考虑，将有限的进京指标，给那些年轻化、高素质且属于北京市紧缺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毫无疑问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别忘了，北京是首都，其一举一动在全国都具有示范意义，北京可以通过就业歧视来调控人口，其它城市、其它单位也都可以“有样学样”，最后结果，很可能是反就业歧视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一再呼吁，首都更应该是“首善”之都。

  我国存在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其中尤其以性别、年龄、社会出身的歧视为盛。虽然2008年实施的《就业促进法》填补了我国反就业歧视的法律空白，但法律规定模糊，缺乏操作性，同时缺乏救济渠道，使规定形同废纸。

  就业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保障就业公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现代法治国家纷纷选择立法来反就业歧视，只有“职业要求的需要”才可存在例外，否则劳动者就可起诉雇主。而“职业要求”也已基本法律化了，就业歧视得到了较好遏制。面对像北京这样公然的年龄歧视，我们除了继续呼吁尽快制定我国的《反就业歧视法》之外，似乎别无办法。

  大城市调控人口规模的最好办法就是疏解城市功能，而不是就业歧视。以限制年龄为手段进行就业歧视显然就只是着眼眼前、着眼局部的懒政。难道不搞就业歧视，北京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就不能破解了？既想要调控人口规模快速见效的政绩，又舍不得放弃非首都功能中的一些“肥肉”，自然只能出此下策。“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我们乐见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中采取切实措施，让人口规模调控自然而然，而不是让基于地区私利的就业歧视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