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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商话】

  “四民”扩大到“二十四民”，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也有利于打破阶层固化。

  士、农、工、商，这“四民”之说在传统中国沿袭已久。但翻开一部《金瓶梅》，就会发现，活跃于其中的人物，已大大超越“四民”的范围。

  第12回，出现了一对夫妻，男的叫刘理星，是个算命先生，也会针灸，在第48回西门庆的儿子官哥病重时还曾到西门府上跳神治病，女的叫刘婆子，是个巫医，第33回吴月娘怀孕，不小心闪了腰，瞒住西门庆叫她来，打了个已成形的男胎；第15回有一个于春儿，西门庆在年节间去丽春院嫖妓，他闪在门口探头探脑，然后拿三四升瓜子进去跪下，说“大节间孝顺大老爹”，西门庆吩咐收了他瓜子，从银子包里捏一两一块银子掠在地下，他和众人趴在地下磕头，捡了银子飞跑去了，此人显然是城市游民……

  晚明社会阶层之丰富，从著名文人陈铎的散曲集《滑稽余韵》可见一斑。《滑稽余韵》全书136首，用口语刻画了当时社会上的各种行业，如咏“修脚”曰：“搂抱在屈膝上，刮削了半晌，熏不死也难当”，咏“磨镜”曰：“正佳人春困倚妆阁，听几声铜片响”。单看各首标题就能知道，晚明时人谋生方式之多样化到了惊人的地步。

  有意思的是，《金瓶梅》一书也引用了陈铎的散曲《朝天子·架儿》，其词曰：“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虚头大，一些儿不巧又腾挪，绕院里都踅过。席面上帮闲，把牙儿闲嗑。攘一回，才散火，赚钱又不多。歪厮缠怎么？他在虎口里求津唾。”何谓“架儿”？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释云：“打秋风的乞丐”，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则曰：“茶坊、酒肆、妓院中有一种借着兜卖食物为名向阔客打秋风的人叫做架儿”。但从陈铎散曲所描写以及《金瓶梅》中几个“架儿”的行径来看，魏子云和陆澹安两位先生的解释并不准确，“架儿”是会向阔客打秋风，颇似常在西门庆身边周旋的帮闲应伯爵，但同时还会穿梭于城市家庭，为各种事务“打和”与“撮合”。

  以魏子云、陆澹安的学力，却无法对《金瓶梅》中的“架儿”作出精准的解释，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架儿”作为晚明的一个群体，要准确地定义他们，现成的词汇已经有点词穷。

  正是因为社会阶层这种前所未有的丰富性，晚明学者姚旅在其所著《露书》中提出了“二十四民”的新说。“二十四民”，就是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新添了“十八民”，分别为：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轿夫、篦头、修脚、修容、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贼。这新增的“十八民”，全属“不稼不穑”之辈。

  晚明社会的这一特点，无疑远远超过了朱元璋开国之初的制度设计。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九年四月，朱元璋对全国发布了一个命令，要士、农、工、商这四民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命的不得远游，百姓凡出入、作息，乡邻都必须相互知道，如果偷偷跑到他乡就算违法，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带。按照朱元璋的理想，只要四民各守本业，天下就能大治，他的朱家王朝也才可以代代相传。

  然而晚明社会的发展显然脱离了朱元璋的预想。不但很多农民到城市中谋食，就连士人也可能弃儒从贾。何以如此？或曰缘于王朝统治者控制力的下降，或曰由于剥削加重，农民困守田里无法养家糊口了。自然都不乏道理，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对经济社会未必无益，因为当传统的“四民”扩大到“二十四民”，这二十四民也未必一定固守本业时，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也有利于打破阶层的固化。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