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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商话】

  “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毋宁说它凸显了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

  《金瓶梅》第40回，西门庆因与乔大户结为亲家，为了给妻妾们参加宴会准备新衣，遂请了裁缝大事铺张，其文曰：

  “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裁缝取出剪尺来，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段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段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袄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段子袍儿，两套妆花罗段衣服。”

  作者的用意，当然意在写出西门家的豪奢。但熟悉明朝典章制度的人却可能会大吃一惊，何故？很简单，西门庆众妻妾所用的面料及颜色都严重“违制”了。违的什么“制”？祖宗之法也，即明太祖朱元璋于开国之初设立的一套关于服饰的制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翻蒙元旧制是其要务，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洪武初，朱元璋主要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

  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犯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

  这样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农经济观念，也部分寄托着“崇俭去奢”、端正风俗的理想。但服饰的单调呆板，毕竟遮蔽了服饰原本具有的审美功能，尤其是社会总在不断发展，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个性化、美学化追求很难被一纸禁令所吓倒。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城市更加繁荣，王阳明的心学等所谓“异端邪说”也渐入人心，这些都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特别是在服饰上冲破传统等级锁链打下了基础。《金瓶梅》中，无论是西门庆，还是他的妻妾，在服装上争奇斗艳，实为这一社会背景下的真实写照。翻阅明朝史料，也能够看到，因为明中叶之后关于服饰等级的禁令渐弛，不断有文人感叹：“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

  人们要借服饰或展示个性或夸耀财富，一时间，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种服饰纷纷求奇求怪。发展到极端，就是所谓“服妖”的出现。曾有一位闲居的官员进了一趟城，发现满街的生员秀才装束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着红色的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点缀着胭脂，身穿红紫颜色的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妆，宛如丽人，这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不禁感慨万千，改宋诗一首曰：“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其实这位官员的慨叹是多余的。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衣冠关系人伦风俗，所以要设置种种条条框框加以限制，但物极必反，限制得越厉害，反弹得越激烈，“服妖”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服饰的功能看得简单一些，对下民的穿着打扮轻易不去干预，又哪里会有“服妖”的市场？

  “服妖”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反叛，毋宁说它凸显了城市繁荣之后的商业社会的一种特质。更重要的是，在人们为服饰各逞机巧的时候，意味着原来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也随之土崩瓦解。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说过一句名言：“那些反专制主义的思想时代，将会消灭了装饰的权势。”读《金瓶梅》，当能对格氏之言有深刻的理解。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