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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商话】

  中国历史上但凡论到消费问题，很少有人敢为奢侈去大唱赞歌

  读《金瓶梅》，常常让人食指大动。

  黄米面枣糕，玉米面果馅蒸饼，鹅油蒸饼，荷花饼，松花饼，梅桂菊花饼，乳饼，顶皮酥果馅饼儿，肉兜子，板搭馓子，玫瑰搽穰卷儿……这是点心。

  第22回，“一日，腊月初八日，西门庆早起，约下应伯爵，……说着，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混钝鸡儿，银厢瓯儿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这是西门家的早餐。

  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金瓶梅》中出现的点心多半闻所未闻，而自己的早餐则不过意味着几十年没变过花样的包子馒头面条，而今乍见西门庆的这一顿早餐，焉能不羡慕？

  但是刚有艳羡之意，一个“道德”问题又不期而至：一顿早餐都这么多花样，是不是太奢靡了一点？

  消费与道德扯到一起，的确是中国的传统。正如著名学者杨联升于《国史探微》中所总结：中国人“鼓励储蓄，是为了防备饥荒、疾病以及婚姻丧葬之类的额外花费，而鼓励节俭则纯粹只是为了道德本身的缘故。”所以，类似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警句从来不绝如缕，尽管从逻辑上说，这种归纳存在很大纰漏，因为成与勤、败与奢之间存在的只是或然性关系，一个著名的例证是，清朝的道光皇帝以节俭出名，据说一件龙袍都有好几个补丁，但他如何能算一个成功的帝王，道光朝又怎么能算是一个治世？

  然而传统的力量毕竟强大，虽然从人性的角度，乐于追求感官上的愉悦是一种必然，中国历史上但凡论到消费问题，却很少有人敢为奢侈去大唱赞歌。

  到了《金瓶梅》所描写的晚明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带着道德眼镜看西门庆的物质享受，“奢靡”、“腐朽”等帽子几乎是必备的。但回到历史就会发现，西门庆的这种生活其实并非特别“过火”。

  奢侈之习，倡导于士大夫。首辅张居正穿衣必鲜美耀目，还嗜好膏泽脂香，家仆于晨暮递进。居正请礼部尚书陆树声至内阁吃饭，吃饭中间，侍者拿着鬃刷不时替居正梳鬓。陆氏亲见，一顿饭的工夫，居正换衣几次。这是见于正史的记载。明人笔记《四友斋丛说》则说，嘉靖年间，松江（今属上海地区）风俗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奢华。名士何良俊年幼时，“见人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至嘉靖时，已是“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必陈，或觅远方珍品，互相争胜”，刚刚听说一士大夫请某名士，杀鹅三十余头，朝廷奏疏也引以为异，马上就有人摆出了百余菜式的豪宴，“鸽子斑鸠之类皆有”。随着奢侈品的丰富，奢靡之风也蔓延到了中下层，成为江南社会之常态。《履园丛话》记一次寻常宴会曰：“上下千百人，一时云集，真可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时值酷暑，海味山珍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食”。

  正是在此种世风之下，赫然出现了“崇奢论”。因为一篇《禁奢辨》，陆楫，这位并不知名的晚明文人越来越引起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们的注意。陆楫生长在吴地，他思考着人们习焉不察的问题：江南民风奢侈经济为什么却十分繁荣？陆楫的答案是：“予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何以如此？“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大势则不然。”陆楫追问：“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从陆楫的追问中可以看出，他为奢侈辩护但并未否定节俭的价值，他所抨击的只是对社会消费欲望的克制，不能不说他对经济活动中消费的意义理解得相当透彻。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