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经济钩沉】

  每一个濒临衰竭的事物，肌体上都积累着一些旷日持久的矛盾。明朝末期，贫富差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王国华

  李自成围困北京城，大明王朝岌岌可危。崇祯帝号召大臣和皇亲国戚们主动捐款。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公务员们工资并不高，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不过45两银子。而官场上的礼尚往来，动辄成千上万两银子，他们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捐，还是不捐？这是个问题。如果不捐，等于和皇帝对着干；捐了呢？就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有贪污行为，皇帝秋后算账，也够当事人喝一壶的。

  不过，无论官场还是民间，要求巨贾高官主动捐献的呼声越来越高。左都御史李邦华上书说：“民间的乡绅富民，如果家有万金，至少应该拿出二百金来，根据这个比例，家中有五万金者，应拿出一千金来；至于衙门里的吏胥，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作奸犯科之辈，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盈千盈万，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为国捐钱，难道此辈反而可以安然地独享民脂民膏？”条令颁布出去了，理所当然地，人们并不积极。偶有捐献，立刻加官进爵。事实上，这就等于公开出卖爵位了。

  皇帝催逼得越紧，官僚们把自己的腰包捂得越严实。崇祯十七年正月，皇上把阁臣们召集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阁臣们说：“库藏银两太少了，外面的银子也进不来，一切边费，刻不容缓，现在，惟有内帑可以指望。”内帑，也就是皇帝的家私。皇上一听，沉默了半天，说：“内帑的事难以告诉先生们，这事不要再提了。”

  三月十日，崇祯派太监徐本正到太康伯张国纪、嘉定伯周奎的家里去借钱，前者是前任皇帝的老丈人，后者是崇祯的老丈人。父以女荣，平时搂起钱来，向来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现在要往外挤，却都一个个面露难色。周奎说：“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我又不是造币厂的！”后来，周奎勉强拿出来两千两银子，并给皇后写了一封亲笔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徐本正仰天长叹：“你可是皇上的至亲啊，怎能如此吝啬？万一朝廷倒了，你积蓄再多的财产又有什么用？”

  徐本正的话，的确有道理。可为什么从皇帝到臣子，都不愿意花自己的钱呢？彼此之间即使再不信任，在这唇亡齿寒的危急关头，为什么依然一毛不拔？所以，一定有比唇亡齿寒更可怕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由高度的贫富不均造成的不安全感！

  每一个濒临衰竭的事物，肌体上都积累着一些旷日持久的矛盾。明朝末期，贫富差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在奏折中说：“如今天下大势，不是贼寇势力大，而是老百姓乐于跟着贼走。一个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的缙绅富豪，不但不纳税，还要像政府一样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以致富者极其富，贫者极其贫，民不能聊生。”一方面，连年灾患，大饥荒在全国不断蔓延，老百姓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吃人肉，这样靠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另外一方面，官僚乡绅大量聚积米粮、财富，囤积居奇，死也不肯拿出来。前者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要想获得维持生命的一口饭，一碗粥，只能到富人手里去夺。而富人们呢？他们被穷人们触目惊心的窘境所震撼，像冬天的狗熊一样拼命往自己肚子里填东西。无论“路有冻死骨”还是“朱门酒肉臭”，都是社会不健康的外在表现，挨饿的和需要减肥的，都处于一种强烈的疾病状态中，所有的人都要抓住点什么东西，才能缓解内心的紧张。

  李自成进驻北京以后，把明朝们的遗臣们抓起来，派大将刘宗敏严刑索饷。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刘宗敏从周奎家里得现银五十三万，绸缎布匹不计其数。加上从其他大臣那里搜刮来的，真个是满载而归。不过，这样的再分配，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财富不过是从少数旧勋手里转移到少数新贵手中，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