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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人捐款到索饷无数 2015-06-01 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王国华
【经济钩沉】 每一个濒临衰竭的事物,肌体上都积累着一些旷日持久的矛盾。明朝末期,贫富差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王国华 李自成围困北京城,大明王朝岌岌可危。崇祯帝号召大臣和皇亲国戚们主动捐款。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公务员们工资并不高,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不过45两银子。而官场上的礼尚往来,动辄成千上万两银子,他们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捐,还是不捐?这是个问题。如果不捐,等于和皇帝对着干;捐了呢?就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有贪污行为,皇帝秋后算账,也够当事人喝一壶的。 不过,无论官场还是民间,要求巨贾高官主动捐献的呼声越来越高。左都御史李邦华上书说:“民间的乡绅富民,如果家有万金,至少应该拿出二百金来,根据这个比例,家中有五万金者,应拿出一千金来;至于衙门里的吏胥,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作奸犯科之辈,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盈千盈万,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为国捐钱,难道此辈反而可以安然地独享民脂民膏?”条令颁布出去了,理所当然地,人们并不积极。偶有捐献,立刻加官进爵。事实上,这就等于公开出卖爵位了。 皇帝催逼得越紧,官僚们把自己的腰包捂得越严实。崇祯十七年正月,皇上把阁臣们召集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阁臣们说:“库藏银两太少了,外面的银子也进不来,一切边费,刻不容缓,现在,惟有内帑可以指望。”内帑,也就是皇帝的家私。皇上一听,沉默了半天,说:“内帑的事难以告诉先生们,这事不要再提了。” 三月十日,崇祯派太监徐本正到太康伯张国纪、嘉定伯周奎的家里去借钱,前者是前任皇帝的老丈人,后者是崇祯的老丈人。父以女荣,平时搂起钱来,向来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现在要往外挤,却都一个个面露难色。周奎说:“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啊?我又不是造币厂的!”后来,周奎勉强拿出来两千两银子,并给皇后写了一封亲笔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徐本正仰天长叹:“你可是皇上的至亲啊,怎能如此吝啬?万一朝廷倒了,你积蓄再多的财产又有什么用?” 徐本正的话,的确有道理。可为什么从皇帝到臣子,都不愿意花自己的钱呢?彼此之间即使再不信任,在这唇亡齿寒的危急关头,为什么依然一毛不拔?所以,一定有比唇亡齿寒更可怕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由高度的贫富不均造成的不安全感! 每一个濒临衰竭的事物,肌体上都积累着一些旷日持久的矛盾。明朝末期,贫富差距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在奏折中说:“如今天下大势,不是贼寇势力大,而是老百姓乐于跟着贼走。一个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的缙绅富豪,不但不纳税,还要像政府一样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以致富者极其富,贫者极其贫,民不能聊生。”一方面,连年灾患,大饥荒在全国不断蔓延,老百姓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吃人肉,这样靠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另外一方面,官僚乡绅大量聚积米粮、财富,囤积居奇,死也不肯拿出来。前者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要想获得维持生命的一口饭,一碗粥,只能到富人手里去夺。而富人们呢?他们被穷人们触目惊心的窘境所震撼,像冬天的狗熊一样拼命往自己肚子里填东西。无论“路有冻死骨”还是“朱门酒肉臭”,都是社会不健康的外在表现,挨饿的和需要减肥的,都处于一种强烈的疾病状态中,所有的人都要抓住点什么东西,才能缓解内心的紧张。 李自成进驻北京以后,把明朝们的遗臣们抓起来,派大将刘宗敏严刑索饷。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刘宗敏从周奎家里得现银五十三万,绸缎布匹不计其数。加上从其他大臣那里搜刮来的,真个是满载而归。不过,这样的再分配,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财富不过是从少数旧勋手里转移到少数新贵手中,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作者系深圳作家) 本版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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