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经济钩沉】

  从支运、兑运到长运的过程，是老百姓逐步退出参与运输的过程，也是各项苛捐杂税逐步增加的程。

  王国华

  我国南方富庶，粮食产量大，需要运到产量少的北方，但古代交通不便，人们还不会修建公路，土道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根本走不动。水路遂成重要运输手段。如果有心，你会发现古代正史野史中“船”出现的频率可能比“车马”、“轿子”还多，由此可证彼时水路交通的普及。但河流几乎都是从西向东流，歌曲里唱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是有事实依据的。南北运输的河流主要靠人工开凿，即所谓运河。一个“运”字说明实质——开凿之后主要用来运人运物。大家都知道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的政绩工程，其实在此之前，大大小小的帝王们都很重视这个事，也一直陆陆续续地在做。春秋吴王夫差就曾开凿邗沟以通江淮。此后的唐宋元明等朝，不断疏浚和治理运河，使其运输粮食（漕运）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和完善。在运粮的同时，亦间接方便了南北物产的交流，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到了明朝，漕运机制已相当成熟。首先在中央设置相应官职，初置京畿都漕运司，后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又设漕运总督，品级为从一品或正二品。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运总督辖十二总，运军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在地方上，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均为地方长官的副手）掌管本地与漕运有关事宜。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从上至下，密如蛛网。

  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古代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斛）。按相对标准的计量，1升米重约1.25斤，1石米重量就是125斤，但“石”作为计量单位，标准是120斤(一石四钧，一钧30 斤)，而我国古代计量向来混乱，俗语“十里不同音”，计量单位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变数也很大，据说万历年间一石就合现在的188斤左右。古代人口少，亩产低，生产率低下，能凑够六百多万石，对当地百姓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搜刮了。这些漕粮主要给驻守北京和东北、西北边疆的军队作为军饷。此外，还有所谓的“白粮”，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江南出产的白熟粳糯米，质量更好，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主要用于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关于漕粮运输，明代先后使用过三种方式。最早是支运法。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地设仓收囤。各地应缴纳的粮食就近运至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节节接运，故名支运。这里有两个细节，其一，漕运不仅是官方承担的事儿，农民也可参与运粮，如参与运粮则免纳当年税粮；如果纳当年税粮则可免除运粮。相当于二选一。按当时计算，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其二，运军从各仓支出的粮，不一定是该仓当年的进仓粮。仓里的粮食并非即收即放，而是一年压一年，使仓中总有存粮，以便稳定存量，保障供给。宣德年间，支运法改为兑运法。《明史·食货志三》中说：“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即，各地漕粮先运至淮安和瓜洲（今扬州邗江区），兑与运军转运。百姓不再全程参与运输，军运的费用则由农民承担。这样做的好处是，农民可以省出时间来从事耕种。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到成化年间，漕运都御使滕昭又将其兑运改为长运（亦称改兑法、直达法），即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粮食生产区交兑公粮，农民不再参与运粮，但要增纳所谓的过江费用。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这个从支运、兑运到长运的过程，直白点说，是老百姓逐步退出参与运输的过程，也是各项苛捐杂税逐步增加的程。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