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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钩沉】

  在过去，官府欺负老百姓是没有底线的。私铸者的制衡，让他们有了顾忌。

  官府禁止私人铸钱，有与民争利，垄断经营的内因，更有私铸钱币质量差，“轻薄”、“掺假”，引起使用者不满的外因。私钱如果质量够好，可与官造钱币媲美，能满足流通需要，政府自然乐得顺水推舟。而私铸者的逐利本性让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二者的矛盾也就不可调和了。

  汉朝前期关于私铸的资料不多，仅存的片言只语，显示二者之间有过斗争和妥协。《史记》中记载，文帝五年“除钱律，民得铸钱”，即解除私铸禁令，民间可以铸钱。既然解除，那就一定有过禁令。为何禁？上面已说清原因。为何放？有人分析，“在文帝以前尽管汉王朝曾有过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但是诸侯王们和一些权贵还是照铸不误，中央政府的禁令早已成为一纸虚文。文帝的‘除盗铸钱令’不过只是公开承认这一事实罢了。”一直到了汉武帝时，问题仍然存在。“一九三(吕后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间，钱法变了九次，也就是在铸钱问题上，朝廷和豪强作了九次斗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因为盗铸金钱被处死的官吏和平民达到数十万人，盗铸者自相残杀的无算。政府禁止手段不可谓不毒辣，而盗铸者的顽强亦令人唏嘘。

  南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出台过一个政策，官家遣返回乡的铸工，可以自备冶铜工具，允许他们为私人铸钱，但铜必须精炼，不得弄虚掺假。当时的背景是，没有可以全国流通的货币，孝文帝令铸“太和五铢钱”，通令在京都和各州郡使用。铸工帮私人铸造的钱，应该也是太和五铢钱，这些货币或成为官定货币的有效补充。到了孝庄帝建义初年（公元528年），又禁止私人铸钱，并开列赏格，奖励那些缉捕盗铸的人。一放一收，执政者心理上的纠结可见一斑。更搞笑的是，为平衡币值，孝庄帝命官府拿出库藏的绢帛到市场上贱卖。市值三百钱一匹绢，官府只卖二百钱。物价低，铜钱的含金量高，铸钱利润增加，非法盗铸立刻像苍蝇一样聚拢来，打也打不光。因为掺假的钱币越来越多，这一时期出现的货币，总体质量都不怎么样。说句题外话，古币收藏者们应该掌握很多相关知识，除了看古币本身品质，还要判断它出自谁手，官府还是私铸，二者差别还是不小的。另外，币值越高，民间私铸的越多，币值小，私铸利润不高，反而可以保证其品质。

  北魏末年，自孝静帝迁都邺城以后，币制更加混乱。齐文襄王奏请革除弊端，整顿币制，他认为，钱上既有“五铢”字样，钱的实际重量则必须名实相副，每枚重量确达到五铢的才能入市。建议在各地集市上悬挂两杆标准秤，民间私秤的大小都以标准秤为准。私人铸造的钱币，均不禁止，但每枚钱币的重量必须是五铢。假若入市的钱币重量不足，或虽重于五铢却掺有铅铁的，都禁止使用。这就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私人铸币是否会像官府那样有担当？官员们讨论之后，决定暂缓实行。

  隋文帝杨坚上台后改铸新钱。新铸钱一出，民间马上有人仿制。开皇三年（583年），杨坚诏令四境各关，发给百钱作为样品，凡是从关外进入内地的钱，都得以标准钱币对照检验，合格的钱币允许通过，不合规格的即毁坏为铜，没收入官。这样做等于间接地认同了私铸，只要质量过关就行。而事实上，民间铸造的钱币合格的不多。

  私币制造也不是一无是处。这里有两个例子。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政府改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即，一枚五行大布钱折合当时流行的布泉十枚。按布泉初行时作五枚“永安五铢”平钱计算，那么“五行大布”就折值五十枚“永安五铢”。第二年七月，朝廷发现边境很多人都在私铸这种钱币。利润太高了，谁看了都动心。私铸者们见利忘义，大量仿制，如此下去假币迟早取代正版。没办法，政府只好下令禁止使用五行大布钱。政府用一枚大钱的重量，换五十枚大钱的价值，本身已在投机取巧，民间的跟风私铸，某种意义上扮演了泥鳅的角色，通过搅局逼迫恶政执行者们回归本分。

  北宋时，钱币有多种，最小的单位为小平钱，即一文小钱。此外还有折二、折三、折五、折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甚至当百、当千大钱。折二即一枚大钱当二文，折千即一枚大钱当一千文用。折千大钱不多，折十钱却不少，其性质类似于五行大布钱，以较小钱币博较大币值。民间纷纷私铸折十钱，屡禁不止，谁都不愿用小平钱。最后，政府只要采取用小平钱置换的方式把折十钱换回国库，直到禁用。

  官府欺负老百姓是没有底线的。私铸者的制衡，让他们有了顾忌。

  （作者系深圳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