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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钩沉】

  如果放开粮食市场，让民间资本介入运输，政府花钱购买现成粮米，未必就有这么多矛盾和受害者，成本或许也会降低。  

  明朝看似完美的漕运制度，仔细打量却弊端丛生。张瀚在《松窗梦语》、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对此均有详细的描述与深刻的反省。

  整个漕运过程中，最明显的受害者竟然是负责督运的官员。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的确如此。

  按顾起元的说法，运军中太多奸诈刁顽之徒。一到运输时间，他们家中妻子儿女衣食之需，酒肉之费，甚至连吃喝嫖赌的花销都取之于兑运的粮米。粮米成了他们的唐僧肉，谁都来吃，吃多吃少完全看自己的手段和胆量。收兑粮食时，为了赚取钱财，明明收到了二十斤，他写成三十斤，自己私藏十斤的钱。还有的收受贿赂，听任缴粮者往粮食里加水添土，一百石实际只收了不满六七十石粮食。船未离码头，粮米已经亏损无数。到了中途，为了弥补前述各项费用，运军开始大肆盗卖船上的粮米。但运到目的地后亏损怎么办？而且这是铁定要亏损的。如何东挪西凑还能补上账目，运军会让船顺利上岸。如果补不上，他们干脆把剩下的粮米全部卖掉，凿沉只船，诡称被激流冲跑了。这一招跟皇宫频频着火的原因一样，太监从皇宫里偷了东西，担心被查，于是放一把火，将人祸转嫁为天灾，此乃釜底抽薪。惹祸之后，也有的运军直接跑掉，天地之大，往哪里去找一个小兵？船只到岸入仓，若亏欠太多，无论审查、动刑，还是赔补钱财，却都由当官的一人承当，鲜有让基层小兵抵罪的。很多官员定罪入狱，扣发俸禄，卖掉家产，绵延多年都结不了案，而运军们领了新的运输任务，跟着新的督运官继续干。后来的督运官因为任务紧急，明知其中的猫腻，也不敢追问。当时的主流舆论普遍认为挂欠之法严于官而宽于军，且在整个系统的管辖上也是对官员严苛，对普通军士则纲纪废弛，因此运官日益困窘而运军日益刁蛮。不过从管理程序上讲，这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一层一层追责嘛。上级当然只能追责到官员，至于普通运军违法违纪，乃官员御下不严，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从实际情况看，官员多为临时委派，对运军的实际管辖手段和效果几近于无。责任与义务两层皮，以致无法管理。他们被查，颇有谁赶上谁倒霉的意味。有的督运官收到任命后涕泪求告，请求赦免，却无济于事。不过也有一些运官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他们视官银为己物，和运军沆瀣一气，共盗粮米，今朝有酒今朝醉，到岸之后的事听天由命吧。

  那么运军就是罪魁祸首喽？也不尽然。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大多运军家中的父母妻儿全赖其一人收入。但在出发前，有的运军能预领到半年的粮米，有的一粒米也领不到，屡遭克扣与盘剥，以致“众心不服，易于犯法；及责赔补，辄先逃避，无产堪变，贻累各官”。运官要置办行李、轿伞，到岸要有交际之费，到了粮仓，见到衙门里的书吏要有常例之费，给人家点零花钱，否则就会刁难你。这些花销皆取资于运军，来源于他们的“行粮银两”。运军作奸犯科，貌似也是迫不得已。至于遭遇洪水激流不幸淹毙的，并不在少数。出一趟差，等于玩一次命，面对滔天巨浪，心中的苍凉一言难尽，其不法行为可视为上演最后的疯狂。

  而被盘剥最苦的，应该是最底层的农民。自兑运改为长运，每一石米除了这一石正数外，还要加收各种耗损之米，另有运军的过江盘费等。运船是官造的，修补蓬桅锚缆等项费用由政府补给，运军出发前还有行粮之赏，船上允许夹带各地土特产，从此地运到彼地以营利。按理说他们不该再敲诈农民，但运军和运官的各种花销搞来搞去几乎都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运一斤米，成本可能达到三四斤。农民再无可推之处，只能逆来顺受，实在没办法，或逃亡，或起义，给垂垂将堕的大明王朝以最后一击。但在某些地方，州县官员偏袒本处百姓，逼迫运官收下百姓交来的成色不够的粮米，加水者有之，掺土者有之。运官收下一石米，经簸晒之后，损耗竟然将近三四成。他们心里一定骂死那些农民了。

  如此一来，整个参与漕运系统的人，都是受害者，又都是加害人。这种看上去十分完备的机制，实则漏洞百出，千疮百孔，根本经不住打量。以现在的角度看，如果放开粮食市场，让民间资本介入运输，政府花钱购买现成粮米，未必就有这么多矛盾和受害者，成本或许也会降低。可惜古人不懂市场的力量，以为自己可以大包大揽，以“父母”自居，这就只能自作自受了。

  （作者系深圳杂文家、《宝安日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