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当前宏观经济处境微妙

  楼继伟财长和周小川行长日前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讲话，既是对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与金融形势的精准判断，亦向国际社会和市场发出了中国经济正朝着企稳区间迈进的信号。

  两位财经官员并不讳言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的实际困难，包括经济增长增速的放缓，金融市场的波动，尤其是前一阶段中国股市的大幅调整有可能触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威胁，等等。楼继伟更强调，今后5年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这期间，经济增长再不可能上摸9%乃至10%的超高增速了，稳定在7%已是常态性目标。

  宏观经济决策尤须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为支撑，亦离不开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前瞻性判断。毋庸置疑，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如果说，中国在7年前的那次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还可拿出不少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热启动，那么，对如今的中国宏观经济决策者来说，既不可以采取一揽子刺激方案，也很难指望外围经济的稳定，而是正视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结构性改革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偏偏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还严重拖累了整体经济的运行，甚至部分浇灭了广大市场主体对财产性收入增长预期的美好愿望。而A股自6月中旬以来的反复震荡，无疑折射出相关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有关“改革牛”理论的肤浅，也是处于不确定状态下的中国经济在资本市场的不成熟表现。因此，在资本市场的动荡有可能触发全局性危机的微妙时刻，周小川行长有关中国股市调整已大致到位、金融市场可望更为稳定的表态，是决策层稳定市场预期的必要动作。

  改革成果切勿流失

  稳定增长预期的另一重要前提是必须巩固既有改革成果。某种程度上，如果中国不能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不能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不能保持出口增长的稳定，不能保持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则中国不仅很难维系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谈不上国际经济行为空间的有序拓展。而保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即是中国保持经济政策“定力”的重要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民银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央行，它是工业文明以来新兴经济体能够与经典资本主义国家央行抗衡的超重量级金融机构。其庞大的资产规模、日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货币政策以及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规模，都足以令其不一般。而中国央行8月11日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中间价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自当日起人民币汇率两日跌幅创1994年汇改以来新高。中国央行此举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巨浪，连全球央行老大的美联储也极为关心中国同行的下一步。国际社会担心，假如中国放任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全球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将一发不可收。面对国际舆论的担心，中国央行负责人否认了人民币贬值10%以刺激出口的报道。

  其实，货币升贬并不意外，所谓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既有金融秩序主导国强加给外围国家的一种责任摊派，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主要经济体抑或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其本国货币币值波动早已成为饱含国家战略利益的一种策略安排。某种意义上，中国长期保持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才是最符合国际金融资本利益的主动陪绑。如今，中国的广义货币（M2）高得离谱，外汇储备流失严重，本国货币实际购买力呈逐年下降态势，人民币资产存在巨大泡沫，而经济健康发展所需的稳健且有活力资本市场与现实表现存在很大落差，所有这些，都是摆在中国金融操盘手面前的重要难题。而志在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成员进而跨入储备货币俱乐部的人民币，尽管需要通过适当改革以适应有关国际组织和参与主体的要求，但决不可削足适履，否则欲速则不达。作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最重要枢纽，央行及其掌舵者必须时刻保持冷峻、敏锐和客观、担当。央行当然不可轻易为财政政策背书，更要保持货币发行理性；而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直接或间接提升人民的福祉，本身就是央行的使命所在。中国央行当然不能看美联储的脸色行事，也不可被国内既得利益者所左右，它要做的，是高度专业化的管理和极为前瞻的预测，以及关键时刻的定盘星作用。

  灵活运用政策工具

  中国经济在原有增长红利业已消失或陆续衰减的约束条件下，要成功度过当前较为困难的换挡期和滑坡期，进而步入新的更高阶段的爬坡期，既离不开深层次改革释放新的增长红利，更要通过高水平的宏观经济策略工具的运用，以稳定当前的增长预期。

  其实，当前中国根本不缺激活经济有效增长的元素，正如中央多次强调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要红利是通过改革来释放，而改革红利的释放绝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而是市场活力的有效发掘。例如，改革进展缓慢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须加速推进，而备受期待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亦离不开市场准入门槛的实质性降低。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构建，任何单一改革措施的推出，哪怕设计得再完美，恐怕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对中小企业以及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亦不是几个文件的出台所能实现的。笔者最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即便有相关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在获取贷款过程中也遭到广泛的歧视。而要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必须在政策体系上、执行层面上有刚性且具操作性的文件与配套机制出台，并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只有调动数以千万计草根企业的营商活力，才能有效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