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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成为一个热门的词，在我们中国也是耳熟能详。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文件和政策，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文件也好，背后的理论也好，都有问题。

  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这个模型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问题，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怎么让他不贪污。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去创造，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

  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法律、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使得公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按照现在的公司治理模型做下去，我想，未来我们公司的腐败可能会少一点，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企业家精神会更少，这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

  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在座的很多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过一首陕北民歌，叫《赶牲灵》，原作者是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所以是套利型企业家。张天恩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活动可以偷偷摸摸去做。

  但创新不一样，创新需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天黑了，偷偷摸摸买进来，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偷偷卖掉。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