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方海平

  中国历来以土地文明著称于世。农民曾经是整个社会的主体力量，土地被视为生命之根本。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多数人一辈子的姿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变，这一形态正在瓦解。

  每年春节，对于那些成长于农村但长期在城市工作或者定居的人们而言，都会在亲历巨变中产生复杂的情绪。作为该群体的一员，我每年都乘坐火车返回农村老家，高铁由东而西在华中的平原和丘陵上奔驰，在这个过程中，常有大片大片被撂荒的农田耕地不断出现在列车窗外的视野中，让人触目惊心。

  这不只是途中所见，我的家乡同样如此，很多昔日种植了各种作物的耕地里，如今除了杂生的野草再无他物。当我同异地的小伙伴们聊起这一话题时发现，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大地上都极其普遍：以种田耕地为主业的人迅速减少，大量的农田耕地被撂荒。

  改革开放之后，手持铁饭碗的官员下海经商，守着黄土地的农民出门务工，这其中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发家致富的人群，也带动了其余的人争相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如今在农村四五十岁的那代人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留在家里种田耕地，而再往下一代即如今的年轻人中，就几乎没有了，即使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名义上仍是“农业户口”，但实质上的“农民身份”却逐渐消失了。

  官方公布的耕地数字一直保持在18亿亩以上，但很多人，包括一些权威的专家均认为，这些年随着不少土地被或明或暗地转作其他用途以及大量的耕地被撂荒，我国实际耕地面积已大为减少。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官方口径公布的我国粮食产量却在逐年增加，截至2015年，已经实现“粮食十二连增”。

  这种“背离”得益于生产方式的改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个体农民逐渐消失，另一种“农民”却正在兴起——或大或小的私人承包者，他们各自或者合伙将农村那些外出务工者搁置的耕地承包下来，通过更集约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曾经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已然发生改变。

  我的一位亲戚正是这样一个承包者，他告诉我，现在的农田种植水稻亩产量相比以前已经大大提高，“以前一亩田只能产出七八百斤，现在管理得好的话亩产量能达到一千七八百斤”，之所以有这种提高，一方面是种子以及化肥农药的质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更大规模的承包生产方式之下，机械化运作的普及和高效。

  这是城镇化背景下农业生产自发演变的结果，目前看来，这还算不上一种成熟的、普遍的“农业生产方式”。承包方式和规模不一，有个人承包和多人合伙承包等；租金也差异巨大，据我所知，有一部分是个体农民直接将自己的土地“借”给在家从事承包的熟人耕种，并不收取费用。其余的也主要是承包者同出租者各自具体商量，每亩支付几百到上千元的租金或者以水稻抵租金等，并无统一市场价格。

  事实上，中国中西部的大量农田耕地主要是丘陵地势，并不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大规模的机械化和集约化经营受到限制。目前盛行的这种小散承包模式也未做到效率最大化，尚未形成市场。

  农业问题仍然是政府关心的头等大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农业。国家领导人频繁强调，要保证粮食安全，守住耕地红线，为此政府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进行补贴，各种惠农政策层出不穷。不过据了解，当前惠农模式下的农业生产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粮食价格连年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补贴额触及“黄线”（加入WTO时我国对补贴比例的承诺）；补贴在具体落实中存在诸多问题等。

  笔者认为，相关政府部门在考虑农业的规划设计和目标制定时，应当结合民间自发发生的种种变化，这是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个过程需要政府部门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引导，纳入保护耕地生态、保证粮食安全等社会目标。有针对性地投入和支持，提高适合需求的农业技术，而不是通过一刀切的补贴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