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范剑平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工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政策主线，具体的五大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中国投资回报率，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加大对中国新兴产业领域投资，逐步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是盘活中国经济大局的关键一着。

  人口红利退潮

  投资回报率下降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家上升到中等偏上水平国家，32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比世界其他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得多，创造了一个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其中除了当时拥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同一阶段的共同优势，如经济总量相对小，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成本低之外，中国还拥有两个特殊优势，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政策红利，二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数量红利。这些有利因素最终表现为中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踊跃投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及改革开放政策调整一度使中国投资回报率（ROI）1993年达到15.67％高水平，企业成本低利润高是普遍现象。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国际市场后，连续7年的出口平均增速超过20%，2000年~2008年中国投资回报率稳定在8％~10％，高投资回报率与高投资率并存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优点，对这个优点不要妄自菲薄。照搬国外结构作比较，盲目否定我国高投资率是不可取的。中国目前拥有相对较高的储蓄率，继续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必须找到为什么投资增速快速大幅下降的原因。

  2008年以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2012年已经降低到2.7％的历史新低。1979年~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在3.72％，而2008年~2014年下降到2.21％。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发生改变。80后的人口为2.28亿人，90后人口降到1.75亿人，减少23.24%；00后人口进一步降到1.45亿人，人口增多带来的国内市场规模扩大趋势开始逆转，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需求增长减速，过去依靠成本优势以规模经济效益提高投资回报率的环境不复存在。二是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全面上升。以劳动力成本为例，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1年达到峰值，占总人口比重从2011年74.5%下降到2015年66.3%，人口红利迅速退潮。2012~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了1447万，2015年又首次出现了流动人口减少568万的新情况。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三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大量的投资事前准入审批和过多的投资领域政府管制影响了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投资结构调整机制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暂时稳增长，放任了一批不该上马的低效甚至无效投资项目一哄而上，不仅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甚至新能源领域也迅速产能过剩。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后果是国内资金逃离实体经济，避实趋虚，房地产和金融炒作泛滥，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局部风险处理不好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国际资本跨境流动方向发生改变，人民币汇率由资本流入过多造成的升值压力变成贬值压力。银行体系风险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杠杆率仍在大幅上升。今明两年，随着“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将更加严峻，风险有可能更为集中。民间金融风险快速上升。民间金融涉众性强、地域范围广、风险积聚快，极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同时也加大了向正规金融体系传导的可能性。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风险是新特点，随着金融综合经营不断推进以及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在不同市场、行业以及机构间传递，引发连锁反应和叠加冲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中国投资回报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核心，要一方面降成本，另一方面增活力，恢复中国投资回报率。去产能、去库存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状况从而促进PPI等价格止跌企稳，去杠杆和其他政策手段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但最为关键的降低税费、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则需要更多改革措施才能给企业实际利好。

  2016年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在实际工作中要研究企业的困难，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下定决心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2016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实施上述政策，今年将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减税政策已经有了良好开端，但是减税力度和减少行政性收费的政策落实力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增加企业投资信心要从转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管得过多入手，全面公布地方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家职业资格，实行目录清单管理。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和投融资机制，进一步精简投资审批，减少、整合和规范报建审批事项，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新型企业投资项目并联核准制度。健全政银企社合作对接机制，推广特许经营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建设运营。

  在目前低迷的投资形势下，政府要在增加有效供给、优质供给方面有所作为。选择好投资项目是关键。我国高铁大发展是上一轮四万亿投资的成绩，也是政府增加优质供给的典范。我国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有许多短板，产业亟需改造升级，有效投资仍有很大空间。今年要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2016年计划铁路投资达到8000亿元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元，开工2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电核电、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油气管网、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地下管廊等重大项目。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到5000亿元、政策性银行的建设债券和1800亿元PPP引导基金，继续以市场化方式筹集专项建设基金，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改制进行市场化融资，探索基础设施等资产证券化，用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基础投资配套环境，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通过去产能、去库存恢复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减轻通货紧缩压力是恢复企业利润水平、恢复投资回报率的必要举措。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的去产能政策导向，一定要让市场机制在去产能和防止出现新的产能过剩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已经释放；传统市场空间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利润，消化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新形势下，政府的产业政策要尽量淡出，政府不可能比企业、比市场更高明，过去的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不完全是市场行为，反而是政府的某些政策失误造成的。如房地产过剩，政府的政策责任最大。如果化解房地产过剩库存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干预过多，有可能进一步造成新的市场扭曲。一线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已经发出警告。中国作为一个特大型人口规模的国家，特大城市群可能有自身规律，特大城市经济集聚效应仍然存在，但有些城市试图用高房价来达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限制土地供给，公租房供给不足，人为造成短缺，给投机炒作提供了空间。

  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不是立竿见影的速效药，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在2016年会逐步积累，中国经济不会见到再次V型反弹，但有望见到L型的触底企稳，从二季度开始，过去几年持续下滑的经济指标将分批好转，全年争取6.5%以上的经济增长可能性在增大。但是，这只是政策底，市场底的形成将由投资回报率引导的国内外投资者决定，由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决定。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