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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失问题虽然不是导致东北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处理好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让东北经济能够更好发展，却是东北三省当前不能回避的问题。

  孙宪超/制表 彭春霞/制图

  见习记者 孙宪超

  2016年4月1日23时45分，一架由广州飞往长春的客机平稳降落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拥有英国永久居留权的长春人郎曌磊同其他乘客一起走下飞机。此前一天，她乘坐飞机从英国伦敦飞抵广州，足足用去20个小时。与两年前那次独自一人回到长春有所不同，这一次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儿子——刚刚出生8个月的敦敦，这也是敦敦在英国出生后第一次回到中国。

  作为生物学博士，郎曌磊绝对算得上高学历人才，早在2006年的时候她就前往英国伦敦求学、生活，至今已经有10个年头。在中国东北，像郎曌磊这样选择到国外或是国内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发展的东北高学历人才、年富力强和事业有成者并不在少数。

  高学历人才、年富力强和事业有成者出走东北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却在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在东北经济出现失速的背景下，该地区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尤其受到关注，毕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人口的聚集来实现。正因如此，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正在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课题。

  人才流失

  郎曌磊出生于1981年，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吉林省内重点学校学习，被公认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2004年大学毕业之后，郎曌磊一边读研一边开始筹划赴海外求学。经过努力，终于在2006年争取到英国伦敦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郎曌磊选择留在英国的一家生物医药研究机构工作。

  “丈夫是我的高中同学，目前供职于英国的一家大型医药公司。去年年底，他刚刚被公司派驻到上海工作。”郎曌磊介绍说，自己这次回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亲朋好友见见敦敦；二是丈夫认为上海的就业、经济和生活环境都不错，因此萌发了回国发展的想法，准备借机去上海考察一下。

  “为什么不考虑回东北发展，毕竟双方的父母都在东北。”面对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者的提问，郎曌磊回答说：“我们回国发展肯定是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包括薪酬待遇、未来事业发展的空间、孩子的教育和居住的环境等。综合来看，上海应该是最佳选择，东北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未来如果真的选择在上海发展，四位老人可以和我们一起在上海生活。”

  据郎曌磊介绍，因为她当初就读的是吉林省的重点高中，同班同学的学习成绩普遍都很好，绝大多数人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现在，我的高中同学很多都在国外，国内的在北京、上海或是杭州、深圳等城市生活和就业，留在长春市发展的似乎并不多，两年前同学聚会的地点都是选在北京。”郎曌磊说，大学同学当中，除了少数几个人选择留在东北高校当老师外，大多数人都没有留在东北。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东北地区的高学历、高素质和技能人才的大量流出已经成为一个显著趋势。”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杨东亮告诉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者，根据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定量研究发现东北的高学历人口流失严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东北流出的大专及以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明显大于同样条件的东北流入人口，该部分人群是东北流出和流入人口中长期居留意愿最强烈的群体。

  据悉，东北流出的高学历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上，也显著地高于东北流入的高学历人口。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高素质、技能人才离开东北的现实。孔雀东南飞这种人才向发达地区集聚的现象，在我国是长时期存在的，但是东北地区流出流入的高学历人口比例差距如此之大值得深思。“特别是流出者具有强烈的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表面上是说明东北地区的高学历人才一旦出走就不可能回流，实际上是在表明东北本地高学历人才对东北的不认可，东北地区在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上落后于其他地区。”杨东亮说。

  杨东亮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年富力强者和事业有成者偏好于非东北地区。在东北流出的70后和80后人口群体中，年龄越大，在流入地的长期居留意愿越强，超过45岁的中老年人口的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也不明显弱于其他群体，甚至强于90后。如果更多的生命阅历意味个体迁移决策更加理性的话，这部分人离开东北更像是深思熟虑、丰富人生体验后的结果。

  部分城市面临空心化

  “高学历”是郎曌磊和她的那些在国外、国内东北地区之外地区发展的高中同学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属于非农户口人群，也即所谓的“城里人”。在很多人的传统印象当中，离开家乡出外工作的都是农业户口人群，但东北地区的流出人口当中，非农人口所占比例却非常高。

  “如果将农业流动人口看作农民工的话，农民工在流入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中占比更大，东北流出的非农人口比例显著高于东北流入的非农人口比例，东北流出的非农人口具有更强的长期居留意愿。”杨东亮说。

  1988年，赵伟（化名）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2011年大学毕业之后曾经短暂就职于东北某都市报。在这家报社仅仅工作7个月，赵伟就选择辞职前往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发展，先后在多家媒体工作。

  2014年，赵伟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成功转型，从一名媒体记者转型成为北京某互联网企业的公关经理，年薪超过20万元。“最近又有一家互联网企业在‘挖’我，开出的条件还算优厚，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是否跳槽过去。所以写我这个案例时千万不要用我的真名。”赵伟叮嘱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者。

  当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者问及赵伟在未来是否有意回东北发展的时候，赵伟回答说，从东北出来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外面的发展机会很多。如果当初继续留在东北的都市报，现在肯定还是一名普通的记者，也绝对不可能赚得目前的薪酬。“既然已经走出来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不会回去发展，未来也不排除去南方经济发达城市发展的可能。”赵伟说。

  据杨东亮介绍，在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非农户口个体比例达到42.9%，是东北流入人口非农比例的一倍多，具有更强的长期居留意愿，实证研究也支持东北非农户口流出人口的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更加强烈。非农户口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离开东北，这对于东北城市发展的损害更加严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东北的多个资源型城市相继出现明显衰退，城市人口离开东北比农业人口的流出更加令人担忧。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副教授侯建明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当东北的城市人口流向北上广深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时候，东北的农村人口也在流入城市，东北非农人口的高比例流失在短时期内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城乡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出现停滞，一些不利影响就可能会出现，特别是东北的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会因为常住人口数量的减少而面临空心化风险。

  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

  东北地区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流失问题。根据国际标准，一国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则表明该国或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东北地区城镇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形势较为严峻。

  李泽文是东北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副总经理，2014年其所在的公司在吉林省开发了一个养老地产项目，这也是他们首次试水养老地产。让包括李泽文在内的公司高管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养老地产项目开始预售之后的销售数据远远超过了预期。李泽文和同事们看到商机的同时，也猛然间意识到，原来身边的老年人数量如此之多。

  看到商机的并不只是李泽文所任职的房地产公司。齐东是东北一家大型养老连锁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他之所以介入这个行业完全是因为妻子的建议。“我的妻子在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到一些关于人口方面的统计数据。在了解到东北的老龄化现状之后，才会果断介入这个行业。”齐东说，东北地区各种类型的养老机构正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充分说明大家对行业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据吉林省卫计委计生基层指导处处长姜国民向证券时报·莲花财经记者介绍，吉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8.38%增长到2015年的11.24%，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54个百分点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74个百分点。

  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的老龄化比例同样在扩大。以辽宁省为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辽宁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31%。2014年，辽宁省65岁以上人口531.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1%。2014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385.6万，占人口比重为10.1%，而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28%。

  在东北人口老龄化提速的同时，生育率却在下滑。以吉林省为例，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1982年吉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84，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92。2000年，吉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0.84，全国平均为1.22；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0.76，全国平均为1.18，人口长期处于1.3以下的超低生育水平。

  “2013年末，吉林省一孩的单独夫妇为88410对，从2014年3月末‘单独两孩’政策实施至2015年年底，申请单独二孩指标的有14978个，但实际生育的仅有4432人，远远低于预期。”姜国民介绍说。

  据悉，吉林省卫计委曾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按照1.2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到2050年，吉林省人口将从2010年的2745万人下降到2000万人以下。

  辽宁省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辽宁省总的生育率从2000年的0.98下降到2010年的0.74，远低于代际人口均衡所需的正常更替率2.1。常住人口出生率同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至2014年辽宁省平均每年仅新出生27万人。

  人口外流已成突出问题

  外界对于东北人口问题的关注始于2014年。2014年4月份开始，“东北经济失速”、“断崖式下跌”、“逃离东北”等关键词在网络上热闹起来，大量学者再次聚焦东北问题。与此同时，有学者将东北经济失速与人口流动问题连接到一起，一些观点也在各类媒体上广泛传播。

  2015年1月3日，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东北再度告急”的文章中认为，东北地区面临严峻恶化的人口形势是经济失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引用国内某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东北地区净流出200万劳动力。之后，国内媒体每每提及东北人口流失都会提到“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

  “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说，200万人的数据应该是对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是10年间总共流出200万人口，平均每年在20万人左右，而不是每年流出200万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证实了孙志明的说法。报告显示，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辽宁省保持人口净迁入发展态势，并略有增长，而吉林、黑龙江两省人口呈净迁出态势，且规模扩大明显。从整体来看，2010年时东北地区人口净迁出数量达到219万人，相当于2000年的5倍；从增长幅度来看，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出分别增长2倍和2倍。

  由此所得出的数据结果，看似与媒体提及的“东北地区人口净迁出200万劳动力”基本相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200余万的人口净迁出，是以现住地和户籍登记地之间的差异推算的，它事实上是人口迁移在过去多年累积所形成的规模，报刊和网络媒体将其表述为每年净迁出人口200万是不准确的。但是，如果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该数据进行对比，的确能够清晰地看出东北地区人口净迁出规模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势。

  从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较，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出与安徽省、河南省等其他人口迁出大省相比，其规模要小得多，似乎人口外流问题并不严重。但从人口密度来看，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密度分别为147人/平方公里和81人/平方公里，远低于安徽省的人口密度434人/平方公里和河南省的人口密度638人/平方公里。在人口密度偏低的情况下，人口外流规模的持续增加，人口增长缓慢，将对地区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人口外流已成为东北地区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

  追问一：

  为何会形成人口困局

  在东北经济出现失速之后，东北的人口问题开始受到空前关注。东北的人口困局是否因为东北经济下滑而产生的呢？这需要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东北三省既是最先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又是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地区，因此较早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以吉林省为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吉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吉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未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20％。以上，下降到1980年的10.12％。，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0.40％。，2015年的数据为0.34％。。

  育龄妇女数量下降，也是东北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以吉林省为例，吉林省育龄妇女数量从2010年的接近780万人下降到2015年的700万人左右，5年时间减少了将近8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6万人，育龄妇女占人口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28.56%下降到2015年的25.57%。

  “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的改变，农村生育两孩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等，也都是影响人口出生率出现下降的重要因素。”姜国民说。

  据悉，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在全国开始执行，但是多数人考虑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成本，并不想再生育。因此即便实行全面两孩政策，东北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不会带来趋势性的变化。

  “不管人口流出是东北经济落后的原因还是结果，单单考虑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的趋势，东北地区为何会出现人口净流出，如何化解不利影响就十分值得进行探讨。”杨东亮认为，“经济因素无疑是人口流动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根据推拉理论，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口迁移某一地区的决策是对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社会生活条件进行比较的结果。好的迁入地生活水平是拉力，处于劣势的迁出地生活水平是推力，在其他推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口实现了向更优生活条件地区的流动迁移。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失显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因素，就业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人口的流动。”侯建明也认为，东北地区的就业岗位少、收入水平低是人口大量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些年的研究发现，流入东北人口的收入远远低于流出人口的收入。另外，随着政策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宽松，人口流动的成本越来越低，也是导致东北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

  追问二：

  东北如何破解人口困局

  在东北振兴过程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机制和体制的问题，产业结构的问题，人口流失问题等。客观地说，人口流失问题并不是导致东北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处理好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让东北经济能够更好发展，却是东北三省当前不能回避的问题。

  “从发展东北经济的目的出发，要高度重视东北本地人才。”杨东亮建议，要确保能够留得住高学历人才，就要满足人才的发展需求和物质生活需要，东北地区应该尽可能多的创造高薪酬工作岗位，为东北本地人才提供有美好前景的就业机会。在全国范围内的人才竞逐游戏中，财力有限的东北地区胜出的几率并不大，更多的时候是面临自有人才被挖走的窘境。正因如此，政府更应该转变观念，只有将有限的财力投向于自有队伍的建设上，才能更好保证本地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自毁长城的挤走人才、赶走人才。

  在东北的城市发展体系中，单一产业的专业化城市较多，产业多样化不充分，无法为本地人口创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东北必须在丰富产业类型上下功夫，在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近解决好东北非农户口个体的发展问题。

  “人们在做出迁移决策时，肯定会进行综合比较，最终才会做出决定。从劳动资本理论出发，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是正确和必然的选择，从目前趋势看，东北人口净流出的状况暂难改变。”侯建明说，1980年代，日本的一些城市就曾经出现过持续的人口净流出，日本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能够扭转这样的局面。但是30多年过去了，这些城市的人口净流出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中国的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样，希望东北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

  侯建明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适当的人口流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通过人口流动可以给经济落后的地区带来新的信息来源，可以改变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和思维方式，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解决人口净流出问题的同时，如何提高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同样是一道待解的难题。2013年，国家卫计委曾组织生育意愿调查，吉林省在明确表达理想生育子女数量的2365人中，如果考虑生育子女的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只有15.94%的居民想生育两个子女。

  姜国民说，要想提高生育率，就需要政府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加以解决，这不是人为进行劝说和做思想工作能够解决的。目前人们不敢生二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过高，政府应该想办法降低这些成本。同时取消晚婚晚育假，只要是合法生育的都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再有，应该出台政策让孩子更加方便快捷地入托入学，便于有孩子的家庭进行照顾。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3月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些家庭在生还是不生问题上存在顾虑，主要集中在妇女就业、孩子照料、入托入学等方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相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