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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史谭】

  与民休息，得利的并不止老百姓。

  读中国历史，很容易生出历史循环论，因为一部中国史仿佛就是朝代的更替而已。

  在这种循环之中有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即每一王朝肇建之初，几乎都会打出“与民休息”的旗帜。何以如此？原因当然是非如此不可。《诗经》上说，“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推翻一个王朝几乎等于改天换地，民力可谓竭矣，不休息怎么能行？

  当然，有一个王朝是例外的，那就是秦。秦推行农战政策兼并六国，但在统一之后，秦王朝没有致力于发展生产，却一方面动员大规模军队大肆征伐，另一方面大兴土木营造宫室，迫使民众揭竿而起，秦王朝遂“二世而亡”。

  貌似强大的秦王朝转眼崩溃，吸取秦亡的教训，应该如何改弦更张？作为后继者，汉高祖刘邦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儒生陆贾，而他给出的答案就是“与民休息”。

  陆贾这个人很有意思，据《史记》中的《郦生陆贾列传》，刘邦当上皇帝以后，陆贾经常在他面前提及儒家经典，动辄《诗经》如何《尚书》又如何，惹得文化素养不高的刘邦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乃公”就是“你老子”的意思，刘邦的这句粗口遭到了陆贾犀利的反击，“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刘邦虽读书不多，智商情商毕竟超群，于是他下令让陆贾写一本书以便指引新兴汉朝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成竹在胸的陆贾很快便完成了任务，一连写了12篇文章，命之为《新语》。《新语》一书的要旨，按照后来班固的归纳，就是“扫除烦苛，与民休息”。

  概而言之，扫除烦苛是反对严刑峻法，而与民休息，落实到政治上是无为而治，落实到经济上即为放任主义。

  在陆贾看来，秦之所以速亡，是由于“事愈繁，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因此，陆贾提出治国应慎用民力，“不兴无事之功”，在赋税问题上要克制欲望轻徭薄赋，使财富“损上而归之于下”。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之后呢？陆贾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

  粗看起来，陆贾的思想有点像老子的“小国寡民”理论，但老子的清静无为涵盖到了社会各个方面，以致“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陆贾主张的无为则偏重于政府的行政，是以政府的无为来换取天下的大治。

  在经济方面，陆贾的《新语》提出了三大政策，即重农、崇俭和轻徭薄赋，均为汉初所遵循。“重农”这一政策容易让人联想到“抑商”，的确，《史记》中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这种人格歧视的法令，直到刘邦死后吕后执政才得以解除。但汉初的“抑商”多为表面文章，其实际则为放任主义。汉王朝在建立相当长时期内，不但允许民间铸造钱币，而且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据此可知，汉代秦后，原来的关卡等贸易障碍被撤除，交易成本大为降低，而且山泽所产的自然资源也不再是皇帝的私产，工商业由此而勃兴。

  众所周知，工商业的重要特点就是你不去管它，商业逻辑和市场力量自会发生作用。对汉朝前期的工商业主来说，与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相比，“不得衣丝乘车”这种表面的歧视算得了什么呢？难怪后来晁错大发感慨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放任主义的效果如何？《史记》中的两段文字可作比较。秦朝刚被推翻的时候，“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为御驾找四匹颜色纯一的马都很困难，而到了汉武帝登基，“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意思是钱太多，穿钱的绳索易断导致难以清点，老百姓这一边呢，“民则人给家足”。

  与民休息，看来得利的并不止老百姓。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