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木求鱼】

  “杀威棒”制度能延续上千年，说明这不但是一个很有效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因有效而特有生命力的制度。

  木木

  一部《水浒》，不但“投降”二字写得好，而且还写活了一支“杀威棒”。这支棒子，出现的次数特别多，耍得也特别活灵活现；许多重要角色都和这支“杀威棒”发生过关系，宋江、卢俊义、林冲、武松、朱仝……

  据牢头儿们说，这个“杀威棒”制度，是当年“太祖武德皇帝”定下的规矩。不过，有好事的专业人士考证，宋太祖赵匡胤的开国年号是建隆，虽然后来心血来潮改过两次，但一为乾德，二为开宝，就从来没拿“武德”配过年号。后来，匡胤帝在玩儿过“烛影斧声”的小游戏之后就驾鹤西归，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虽然其中有“武”、有“德”，而且他老人家也确实是凭武力发动政变当上皇帝的，但当时的小卒、小民，似乎不应该如此简呼自己的先帝，忒有点儿无礼了。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唐高祖李渊当年定年号“武德”，因此，“太祖武德皇帝”应该指的是李渊，所以“杀威棒”制度应该是李渊的杰作。为此，专家还举了《说唐》里的情节做注脚，说早在唐朝，“贼配军”就享有杀威棒的待遇了。不过，李渊的庙号是“高祖”，与“太祖”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点儿区别的，对特别注重礼仪的古人而言，似乎不应该把两个“祖宗”搞混喽。

  就此而言，《水浒》中对“杀威棒”制度出处的记述，还是有点儿瑕疵的，当然，这个“瑕疵”也很有可能是作者刻意为之，故意糊涂着写，既省了费时费力地考据，又能“一‘棒’打两朝”，顺带着还能含沙射影地揭刺一下“当朝”。这倒也有很大的可能。但别管怎么说，“杀威棒”制度被安置在《水浒》的诸多场景中，倒是毫无违和之感，浑然天成。

  别管是唐朝的制度也好，宋朝的创举也罢，抑或是当朝的安排也行，反正这是一个大家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的“制度”，那就一定有其现实的合理性。被打的，自认倒霉，打了也就打了；打人的，也心安理得，打了也就打了。当然，想不被打也行，只要使些银子即可，而且所费不多，关节处“五两”就够，明码标价，公道得很。对双方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双赢的不二之选，前者免了皮开肉绽之苦，后者也省了气力、免了心肝之火妄动对健康的损伤，还能赚点儿零花钱。

  正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哪能让尿憋死。在这一点上，千年前的古人在今人的眼里倒都个个新鲜活泼得很，在具体的操作手法上，居然没有一丝半点儿的古董气。你看啊，背地里使完银子，明面上也不能让制度为难，只要讨个软儿，告个病假，“杀威棒”虽然绝不能免，但却能“先寄下”，至于什么时候再打、乃至怎么打，那就是更灵活的后话了。真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种人情、制度兼顾的灵活性，当然还有更妙之处，即角色可以互换，有朝一日“贼配军”突然发了迹，登堂入室当了官儿老爷，当然也就天然有了让别人也尝尝“杀威棒”的权力，而这个别人，或许还是那位昨天高高在上打了或想要打“杀威棒”的老爷呢，那似乎就更解气。既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或者说游戏也行——角色互换之后，新任的“贼配军”，当然也没什么好怨天怨地的。

  “杀威棒”制度能延续上千年，说明这不但是一个很有效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因有效而特有生命力的制度。不过，也用不着为千年前的老祖宗格外自豪，类似的制度全世界哪儿都有，人与人之间管用，国与国之间也屡试不爽。就此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人就都差不多；即使有什么人的想法儿、做派让人看了犯糊涂，但只要按了人情世故琢磨琢磨，肯定也没什么高深之处；想明白这一点，应对之法那就多得是。而人的悲剧性特征，也因此表现得格外凸显。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