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鹏

  每年夏天，高考都会如期成为热门话题。近年来，很多人慨叹“寒门难出贵子”，这背后是高考难以促进阶层流动的焦虑。一些早年的幸运儿热衷于回忆曾经的美好时光，述说高考改变命运的故事。以下几点似乎是国人对高考的主流看法：一、科举和高考以最公平的方式促进了中国的阶层流动，是最了不起的制度之一；二、如今时代已变，穷人上好大学难，穷人通过高考实现阶层上升难；三、按分录取确保了公平，其意义十分伟大，甚至不能更改。

  这些观念成立吗？我们不妨用教育“收益率曲线”来试着分析一下。以学历高低（包括学校好坏）为横轴，经济社会地位为纵轴，表示教育的收益，再分科举时代、科举结束到文革前、文革后15年、目前这4个阶段，看看不同阶段收益曲线形状有何不同。

  科举时代，学历的回报曲线不连续、不光滑，明显有几个断点跳跃。一个白丁或庶人考取秀才后收益率立即向上跳升，“收益率曲线”上出现第一个断点。一旦中了秀才，见县官可不跪、一般案件不用受刑，还有机会参与乡、县的管理，相当于告别平头百姓，身份地位跃升。中举后回报又跳升一级，举人有机会出任中下级官吏，赋税徭役也免了，参与政治的层次更高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出了数百万举人，但进士累计只有11万，实现这个跳跃的概率只有几十分之一，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考录取率差不多。进士成为朝庭命官的概率高，还有面见皇帝的机会，从而实现那个年代读书人的最高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政治、社会乃至精神上的边际收益是相当高的。

  科举功名每升一级，“收益率曲线”就会留下一个断点和缺口。在古代，功名高一级压死人，在等级制下，政治地位还对应着个人尊严，因此这种收益跳跃形成的强激励、畸形激励，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学子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读、渴望一举成名的动力。

  清末废科举，建立新式教育，加上奖励工商，社会结构逐步发生深刻变化，层级歧视慢慢弱化，这间接影响了读书人的行为，能进国家学府自然是前程远大，但获得中学文凭甚至小学文凭也能于社会谋得一职位、有一席之地，为社会做一分贡献。

  其实，变化在废科举之前已现端倪，洋务运动对世风变化推动最大。科举失意者放弃功名之路转而参与实务并取得成功者不少，如盛宣怀、袁世凯。李鸿章、曾国藩幕府之中藏龙卧虎，很多人就没有进士头衔。

  笔者曾问过一位文革前参加高考的族中长辈：当时高考录取率那么低，考大学的压力是否特别大？长辈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几乎没有压力，我问为何，他说当时找工作很容易，有高中文凭照样能谋得一个不错的工作。长辈还告诉我，因此之故，当时的中学教育更接近素质教育。

  可见，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规律在第二阶段没有发生变化，但“收益率曲线”趋向连续，至少跳跃和断裂程度不如科举制下那么严重。

  文革结束之初，“收益率曲线”再次发生“畸变”。因为百废待兴，当时对人才需求极大，而教育被破坏，高校培养能力有限，只有百分之几的录取率，挤过独木桥的人容易进入政府、教科文卫、国家重点企业，人才断层又为他们快速上升提供了条件，他们成了时代的幸运儿。当时教育体系和经济结构问题重重，一方面，教育结构不合理，职业教育空缺；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下人的身份要么是“国家干部”，要么是工人和农民，缺乏多样化，层次也不丰富。没挤过桥的人很难找到合适工作机会，特别是农村考生，吃不上皇粮就要灰溜溜回到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没有中间状态。极端情况下高中教育的边际收益为0，有农村家长要求孩子没把握考取大学就不要去读高中，因为种地不需要很多文化，读高中如未考上大学还会影响安心种地。那时候媒体把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有一日看尽长安花者，自然就有独憔悴者，每年放榜之后都有名落孙山者自杀，触目惊心。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10~15年，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今天高考，考得好总体仍比考得差的人前途好些，但“赢家”没有前辈得到的多，“败者”也没有当年同类那么“惨”，入读一所低质量大学的边际收益很低，一些人因此放弃参加高考。

  总体看，第四阶段学历的“收益率曲线”仍然向上倾斜，但不像以前那么陡峭，断点也不明显，更接近正常状态，但一些人偏偏喜欢夸大当初的“机会”，以异常状态为参照系来证明今天的阶层固化。其实，科举和高考对阶层流动的促进，一直被人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初一看，在第一个时代和第三个时代，确实有很多人通过考试实现了阶层跃升，但那个竞争残酷的时代，固然让少数人成为“人上人”，但教育投资和回报整体上是扭曲的，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也是极低的，教育和经济结构都是不健康的。

  教育公平涉及到广泛的因素，但国人常把目光放在考试公平上，甚至用考试公平或录取公平去偷换教育公平的概念。考试只是一个竞争机制，它本身无法承担更多的使命，古今中外，教育不公平都主要发生在走进考场之前。“收益率曲线”断裂的时代，固然有一小撮人通过考试大幅改变了命运，也不缺寒门出贵子的个案，但它把说成是通过公平竞争推动了阶层流动，无疑严重夸大了考试的作用，事实上它们的整体作用小到可以忽略。科举绝不是阶层流动的有意义力量，他的主要价值是制造错觉、幻觉，进而麻痹人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的子弟，大部分连游戏入场券也得不到，古代中国阶层流动主要还是靠两三百年一次改朝换代的大洗牌。

  幸运儿们的感恩之情，从个人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全社会角度看，那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时代，不值得怀念。在百舸争流的市场经济时代，教育回报的分布要健康很多，尽管考试改变命运的空间确实变小了。分析阶层流动与教育的关系，需要更大的分析框架，单单看高考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