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

  吴卫军

  引言

  有人说，出生在60年代的人是幸运的。的确，这是真的。而且，出生在60年代的会计师更是幸运中的幸运。

  1978

  吃不饱·恢复高考·改革开放

  1978年，我12岁，刚读初中。一天，大字不识几个的父亲给我带回来一本《高考复习大纲》。虽然这本书我基本读不懂，但它给我带来了考大学的希望。

  在那个年代，家里穷，吃不饱饭，导致我营养不良，一段时间后我患上了夜盲症。有一次，我跟着伙伴们去邻村的晒谷场看电影，在回来的路上碰到毒蛇，完全察觉不到危险，不知道躲避。这时，家里人才意识到我生病了。医生给我注射了几个星期的维生素D。就这样，我支撑着自己瘦弱的身体走进了高考考场，在1981年7月，以超出浙江高考录取分数线3分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杭州商学院。

  上大学前，我回毕浦中学和各位老师道别。那次道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地理的洪老师。洪老师早年被打成“右派”，平时少言寡语，做事非常谨慎。但在那次道别会上，他主动地跟我说，“杭州商学院带体育课的俞老师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你到了学校后，记得代我向他问好。也转告俞老师，我在桐庐一切都好。”

  因为之前我从未见洪老师和学生说这么多话，所以我把他的嘱托当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来完成。俞老师见到我之后先问了洪老师的情况，然后就问我高考英语考了多少分。当得知我英语只考了30多分，被分配到英语慢班时，他对我说，“你的英语基础太差了，还是去英语快班旁听，多学一点。”我不想辜负俞老师的一番好意，便硬着头皮走进了快班的教室。

  在这个快班里，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北上广”。为了多给自己争得一点旁听的权利，我积极主动地在课间擦黑板，课前帮老师取录音机，课后帮老师送录音机。

  杭州商学院对面是煤炭学校，两所学校中间隔着一条小路，和文二街形成丁字路。每天早上，我都会在这条小路上像年长我不少的同学一样，捧着书本，一边走一边大声朗读英语。大一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的英语成绩在快班里排进了前三名。就这样，我一路读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生。

  1988

  ACCA考试·香港实习·第七号员工

  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按照家里人的说法，我上学的日子比我爸爸、爷爷、太爷爷……我们家族的直系男人祖祖辈辈全部加起来的日子还要多。

  1988年也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同时，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开始和国际性专业会计师组织接触，着手安排为国家培养懂国际经济发展规律、懂国际会计准则的专业会计师。当时，只有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愿意把培养专业会计师人才的机会提供给中国学生。

  1988年11月，即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ACCA便安排最高级别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作为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我有机会作为接待团中的一员参与了ACCA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接待活动成了我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ACCA代表团中的巴瑞·古柏（Barry Cooper）教授是个直性子的澳大利亚人，在代表团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他就很大声地对我说，“你要考ACCA，这是一个好机会。”恰好在那个时侯，对外经贸部的领导希望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会计人才，等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在两地经济融合的过程中，政府就会有懂国际经济形势、懂国际会计准则、具备内地背景并受政府信赖的会计师为中国企业签署审计报告。在外贸部领导的主导和推动下，我成为了ACCA项目的学员。在ACCA的安排下，我得到了去香港罗宾咸（普华永道在香港的成员所）的实习机会。对外经贸部的领导也认为为国家培养专业国际会计人才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1989年12月，我顺利地前往香港罗宾咸实习。

  作为一名学徒，我非常勤奋地学习专业知识，也想着有一天能把这些专业知识和中国的实际商业环境相结合，运用到中国企业的会计实务中去。在那个年代，影印文件是形成审计工作底稿的重要工作之一。三年中，我学会了修理全部型号的复印机，成了审计团队的“影帝”。在通过14门课程的考试和获得三年工作经验后，我成为了一名经认证的ACCA专业会计师，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位获得这个职称的专业人士。

  拿到ACCA的执业资格后，鉴于当初罗宾咸给中国政府的承诺，我必须离开罗宾咸，回到中国政府体制内的机构工作。但在那时，我已经决定要“下海”了。所以很快我就从对外经贸大学调出，到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工作。后来，我重回罗宾咸，并调到上海成为由罗宾咸设立管理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普华大华的第七号员工。

  1998

  合格的经理·国庆阅兵·金融规律

  在1993年至1994年期间，我承担的一项工作任务是，协助美国专家汤姆·梅西（Tom Macy）服务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体系审慎监管改革项目。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项目的成果主要有两项：一是为中国银行业建立国际组织和全球同业都能基本理解和接受的会计科目体系；二是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引进贷款五级分类。

  有一天，我和汤姆一起在中信大厦（巧克力大楼）旁边的一家餐厅吃晚饭。席间，他对我说，“像中信这样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对其进行监管的话，中国是要吃大亏的（China will suffer a huge loss）。”但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对他的这一番话很不服气。我对汤姆说，“中信是一家我的很多研究生同学挤破头都想进入的机构，而且它的业务蒸蒸日上，为什么要让政府监管呢？”汤姆意识到我对金融体系的理解很欠缺，需要接受金融专业知识的训练和市场的熏陶。他对我说，“你还是去美国看看吧。”

  1994年，我前往纽约从事金融审计工作。初到纽约，我对国际金融市场一无所知，分辨不出什么是最惠利率 （prime rate）、什么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抵押借款利率（discount rate）。公司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审计一家大型国际商业银行的新兴市场部，审计对象是银行的货币交易业务。

  坦率地说，我当时是没有资格、经验和能力来查这盘账的。当年，这家银行一名明星交易员的年收入加奖金合起来是1500万美元。1996年年初，这名交易员为了掩盖一个小头寸的损失，不断地加大杠杆，他的违规操作给银行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我和我们的项目团队成员帮助银行统计风险敞口、匡算损失，银行也采取了清仓清盘等紧急止损处理措施。在项目合伙人把团队计算出的实际损失和可控损失的敞口呈交给银行董事长后，我们已经熬了几个通宵。

  当我走出尚未开市还十分静谧的华尔街时，我获得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挣钱是有责任的。挣了钱交易员可以分一杯羹，但输了的钱都由公司和股东来承担的薪酬分配体系有大问题。

  1996年，我们举家搬迁到悉尼。到悉尼见到澳大利亚的合伙人特瑞·威廉森（Terry Williamson）的时候，他对我说，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经济上会越来越互相依赖，他非常愿意帮助我成为一名理解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中国人。他说，“尽管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规模不大，但是有足够的深度。务实是澳大利亚金融体系的根基所在。”特瑞后来还担任了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的审计委员会主席，他所坚持和倡导的“金融必须要务实”的理念增强了我对金融本质的认识。

  在悉尼，我学会了对金融产品“剥洋葱”的技术。所以，在后来我看到“融资融券”这样漂亮的金融名词时，我会把它剥开来看，知道那实质是“杠杆交易”；看到“回购”和“返售”这类原本流动性很高的会计科目下面抵押的国库券变成了一些上市公司股东的全部身家——他们质押了自己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我会说，“这种借款安排是银行的并购承诺，不是股东的回购承诺。”原来应该合并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敞口，成为了“表外”、“表表外”，但就是“表表表……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产品最后都是现金流的交换，都要经受会计师“借记”和“贷记”的检验。在悉尼工作的第三年，我顺利地晋升为高级经理。

  1999年10月1日，我获得邀请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阅兵仪式。活动结束后，人流散去，大家都离开天安门广场，而我却沿着人流的反方向毫无阻挡地一路走进了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回想起自己在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间，我成长为一名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为中国金融体系建设做点实事的专业会计师，心底涌出了无比的感恩。可能是因为我心里总觉得自己肩上有服务国家的担子，十年间，纵然流转多少个陌生的城市，我的略显疲惫和老旧的行李箱中总是带着一幅中国地图。

  2000年转眼在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我的未来铺就了一条宽敞的大路，我对自己说：“我有饭碗了。”

  2008

  合伙人·金融监管·北京奥运会

  2002年5月的一天，罗宾咸永道首席合伙人杨绍信先生的秘书通知我，说杨先生要见我。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不过从秘书十分友好的语气来判断，或许应该是一件好事。我推开门，杨先生招呼我在他对面坐下，他微笑着对我说：“David,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经过罗宾咸永道合伙人投票决定，我们邀请你担任罗宾咸永道的合伙人。恭喜你！”就在这一刻，我从一名穿着白袜子到罗宾咸上班的学徒工，成为了罗宾咸永道香港2002届毕业生。我很感谢像杨绍信这样的香港专业人士，他们是我一路成长的导师。不久前，我在一个学术课题中，提出了香港专业人士在中国企业公司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观点，以支持香港专业人士在中国的企业中担任独立董事、发挥他们的专业作用和对职业操守的坚持。

  那一年，我从香港搬迁到北京工作，我一直坚信我专业报国的基地在北京。在回北京后的五年多时间中，我积极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宏伟事业中，设计银行改革路线图，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第一线。作为合伙人，我在2003年至2008年间的可计费时间每年都做到了1700~1800多个小时。

  在2008年和2009年间，我被借调到英国金融监管局工作。很难想象，英国政府会接受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专业人员不受限制地到其监管机构工作。后来我了解到，英国银行金融机构一个重大的国别敞口是“中国”。外国人也开始认真地研究中国了。他们需要我的专业知识。在借调期间，我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很努力地去学习和理解我负责的每一个课题，因为我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脏”工作啊。我在英国的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在后来给中国银行业监管机关和领导写出了有内涵、有深度的研究论文和汇报材料。2009年12月，我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走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的前沿》。

  我在北京的工作内容，除了推动国有银行改革进程和提升金融监管方面的专业工作外，还包括参与并配合财政部领导开展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工作。改革开放初期，要吸引外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要带领中国企业走进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本，需要有公信力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然而，中国会计师的专业知识准备不够，对国际会计准则的理解和认识程度不够充分，执业能力有限。而且，因为许多会计师事务所都挂靠政府机关，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不够，执业地位不高。

  中国政府所持的开放态度和勇气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给改革赢得时间，财政部在1993年准许大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网络直接投资中国，建立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网络机构派出的合伙人控制质量和管理权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期限是20年，旨在可以按照国际审计标准为中国企业出具审计报告。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专家先是指导中国的被审计企业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会计报表，再对由中国企业编制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这些工作和企业重组改造紧密配合：有的企业是把坏的资产剥离出去，把好的业务整合好后上市。有的企业是把集团内的优质资产合并在一起，装进新成立的公司实现上市。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把中国的审计水平提高到了与国际审计水平相当的地位，支持着这些复杂的重组上市业务。中国的企业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入了世界500强。

  但是，等到中外合作合同在2012年到期，这些会计师事务所何去何从？可以解散、可以续期。财政部创造性地提出了“特殊普通合伙”的概念，并促成对《普通合伙法》进行修订，让到期的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一家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让其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网络中的中国成员所。这样，四大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完成了平稳过渡，人才本土化发展的进程得以延续。在继续发挥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网络在中国和国际资本市场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中国政府完成了审计市场的规范化。

  2010年，我和财政部领导进行了多次沟通，向他们介绍了会计师事务所国际网络的组织架构，合伙人成长的路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的“抬轿子”作用。2016年10月，我应邀去昆明参加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会议，就事务所的转制问题，代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做了大会发言。听完我的发言后，财政部领导对我评价道：“卫军，你把这件事讲清楚了。”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会议是我国行政级别最高的会计大会。那天晚上，我和家里人说，这恐怕是我这辈子参加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了，部级领导主持。我发言的时候，坐在台下的大部分是司局级领导。2017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专著《资本的眼睛——实现独立审计的价值》，为的就是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作用讲清楚。

  我经常说，2008年，这世上似乎没有哪件事是对的，唯有一件事做对了，那就是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有幸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二轮彩排坐在主席台上的观演票。这场彩排让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穿越图景。从活字印刷到丝绸之路，我看到了我们民族的生机和活力，看到了我们民族正在恢复的自信。

  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时常在想，自信源于什么？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提供一张干干净净的资产负债表，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底气、有后劲。我常说，会计信息只要是真实的，粗糙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它还可以再改进、再完善。真实的会计信息是最美丽的。

  2018

  资金成本·专业报国·公益

  2018年国庆前夕，我有幸受中央统战部的邀请作为国家认可的专业人士参加国庆招待会。那一天，我没有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而是又一次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驻足思考。

  回想起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我希望自己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希望把我的所学所想交付出来，因为我作为中国一代专业会计师的代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后续我们的专业梯队建设就会受到重大影响，甚至出现断层，专业知识就得不到很好地传承，甚至会导致整个会计审计行业无形中又落后数年。我又一次感到，专业主义包括爱国主义，没有爱国主义，专业主义毫无依存和立脚之处。

  我曾担任某市市委书记的金融顾问。在一次金融顾问会议上，这位书记想听听大家对过去一年该市金融发展成绩的回顾和对未来政策的探讨及展望的意见。在回顾成绩时，市金融办的领导同志说，过去的一年他通过各种融资渠道为该市筹到3000亿元人民币。他很骄傲，因为他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发展不可缺乏的资金。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没错，3000亿确实可以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我们是否考虑过借入这3000亿的资金成本是多少？我们借这些钱的利率是5.9%，还是5.4%？从金融机构借钱的成本是以1%，并将其细分为100个点子为比较基数的。上面两个借款利率数值之间虽然只相差0.5%，相差50个点子，但是，对3000亿元的负债来说，我们每年因为这50个点子而多支付的资金成本是15亿元。从事金融工作的同行，我们是否有想过借钱的资金成本，是否想过我们到时候要拿什么来偿还本金？我们借的钱是要还的，要连本带息的还的。”

  在总结这次会议时，市委书记说：“卫军同志说得对，在座的各位市领导有没有琢磨过我不知道。但至少是我，这50个点子所造成的差异在我脑中还从没有琢磨过。我们要卖多少地才能筹到来还利息的这15个亿，而且是每年都要还的15亿元。”

  这位书记用土地面积作为计量单位，说明资金成本很有可能成为压在政府肩上的沉重负担。这位书记的评价和总结令我体会到，在政府部门很需要有懂金融的专业人士，而我能做的就是为负责金融工作的领导如管金融的副省长、副市长提供专业支持。2018年，我专门到马骏主持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专业工作，为国家管理金融体系的专业化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2017年和2018年，我先后有三次机会到中南海汇报对一些金融事件的看法，我所坚持并呼吁的还是要“尊重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当前正处于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危急关头。上证指数下降到3000点以下，而且也已经在底部经历了一段徘徊期，市场对未来缺乏信心。同时，不良信贷资产在某些地区和行业集中暴露，银行面临的损失是巨大的。企业面对的信贷环境十分紧张，真正的好企业也陷入融资难的困境。这个时候，市场最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金融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就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探寻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一样。我们还是要回归金融的本质，遵循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乱了章法。这一点和我当年在巧克力大楼与汤姆的争论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一名会计师，除了踏踏实实地把账做好，我还希望通过自己所担任的社会职务来实现专业报国。目前，我分别在香港中文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浙江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同时担任永源公益基金会的监事，以及香港卓智基金会的高级顾问和朝阳人才俱乐部的主席。另外，我还抽时间给一些拿到世界冠军的体育运动员讲解个人财富管理的专业知识，让他们把年轻时挣的钱放到老的时候用。

  我慢慢体会到做公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卓智基金会是由我的一位香港好友创办的以支持教育事业和科研项目为目的的慈善基金会，每年为几所国外大学捐赠教育资金。为这事，我和我的好友还发生过激烈争论。我曾质问他：“你把钱都捐赠给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为什么没有一分钱是捐赠给中国内地大学的？”一段时间后，好友答复我：“董事会同意把500万美元捐赠给中国内地的大学，由你统筹安排和分配。”之后，我带着这份责任和嘱托拜访了四所大学，然而，我每次都是兴冲冲地去、垂头丧气地回。我有些失望地发现，没有一所大学具备良好的治理机制来确保这些钱得到合理、有效地运用，并能接受基金会的问责。我至今还拿着这笔钱在找能对接的学校。

  展望2028及未来：

  给社会带来正能量

  时代给予了我们这些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难以祈求的发展机会。一直以来，我切身感受到了国家对我们这一代专业人士的培养、支持和鼓励。对我个人而言，没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上大学的机会；没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成为国际会计师的机会。面对改变拥抱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锤炼出来的最大优点。只要心中有坚持，我们是不会惧怕困难和挑战的，我们身上肩负的使命感反而会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去做、去拼、去抓住机会。这是我们在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和知天命之年累积起来的坚毅，也是我们的韧性所在。

  面对未来，面对时代给我们的机会的延续和扩展，我对自己的期望是给所有关爱我的人、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为国家面对的深层次的改革贡献自己作为一名会计师的专业知识。

  各位亲友，敬请期待我的努力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