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

  其一，近十年来，创业板、科创板相继问世，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建立，A股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较十年前翻番，总市值从16.36万亿元增至33.5万亿元，扩容效应显著，基本满足了市场投融资多样化的需求。

  其二，上市公司行业分布更广，新兴产业占比大幅提升。金融和能源类上市公司在全部A股中的市值占比由十年前的42%下降至当前的25%，以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在A股中的市值占比由7.7%大幅提升至21%。A股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代表性逐渐增强。

  其三，上市公司更注重投资者回报，分红力度和回购规模屡创历史新高。200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实施现金分红的公司占比55%，2018年这一比例增至72%。股利支付率超过30%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由31%提升至41%，增加了10个百分点。2018年更是有785家公司实施了534亿元的回购，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二级市场的信心，平抑了股价波动。

  其四，A股开放程度更高。过去十年间，A股历经了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开闸和取消额度限制，互联互通开启，MSCI（明晟）、富时罗素等国际重要指数纳入A股并陆续增加A股的权重等一系列开放进程。当前北上资金在A股的累计持仓突破1.2万亿元，占A股全部自由流通市值的5.3%。

  市场利益格局双层失衡

  上证指数十年未见涨幅，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存在巨大的获利差异，折射出当前市场因发行和退市政策所引发的双层失衡。

  一方面，行政化的发行制度引发了一二级市场利益分配的失衡。行政化发行的背景下，新股发行价格难以体现股票的内在价值。自2014年实行23倍市盈率窗口指导的发行政策以来，A股共迎来逾1160家上市公司，新股上市后平均收获10个一字涨停板。超80%的上市公司开板至今股价涨幅小于0，三分之一的新股开板至今股价腰斩。换句话说，一级市场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二级市场投资者仅在两成新股上取得了正收益。

  在市场化投融资政策下，新股定价是市场博弈的结果，发行价本身所包含的信息量极高。新股上市后，由于二级市场投资者对新股投资价值判断的不同，股价的大幅上涨或破发都是常态，一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在这点上，科创板所施行的“注册制”正在做出有益尝试。

  另一方面，退市规则的宽松和退市标准的单一，引发了企业上市的收益与风险失衡。近十年从美国三大主板摘牌的股票超过2600只，与新上市的公司数量大体相当。反观A股过去十年间仅有40余家公司退市，因业绩不达标等原因引发的被动退市情形约占一半。

  “壳资源”稀缺、强制退市指标单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是A股上市公司退市率低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却未承担相应风险，风险收益严重失衡。

  把好市场进出两道关

  要想真正推动A股走出长期牛市行情，在制度建设上，把好市场进出两道关是重中之重。

  发行制度上，A股应在科创板试验田的基础上，逐渐在创业板、主板市场全面试行注册制，推动股票在发行定价、承销等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强化中介机构责任，为新经济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环境，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选择，为专业投资者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将选择权交予市场，使资本市场更加贴合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有进必有出，健全的退市制度有利于实现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强监管威慑力，进一步推行价值投资理念。一旦实现“退市常态化”，场内资金将加速流向质地优异的公司，两极分化成为常态，以美股为鉴，交易所在退市标准中设立多套标准，有助于防止上市公司的“突击保壳”行为。科创板在退市制度上也施行了比主板更严格的标准，其从严退市的经验未来有助于引领A股构建更有效的退市制度。

  监管层面，注册制时代监管者更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提升监管能力，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提高监管的震慑力，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资源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同时，配套制度中应强调对投资者的保护，加大对投资者的赔偿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