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对于未来一年世界经济走势的预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分别认为增长速度将达到3.4%和2.7%，不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则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面临转向收缩的风险，同样穆迪公司也认定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非常之高”。另外，即便是IMF与世界银行对新一年度经济增速的预估较为乐观，但最终的预估值也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或者次低水平。显然，几乎所有的权威机构都对未来一年的全球经济表现出了较为谨慎的态度，而且存在明显的分歧。之所以如此，牵及经济增长多与空、正与负的博弈能量处于弱平衡状态，世界经济因此在新的一年既不会出现太大的失速，也不可能有任何惊艳的表现。

  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虽然在最新的议息会议声明中表示2020年会维持利率不变，但如果经济出现下行行情，依然不排除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可能，而且2020年还是美国大选的敏感时期，特朗普为了不让经济出现变数而影响自己的选票，也会向美联储不断施压，尽管美联储也会坚持自我独立性，但总体看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周期不会出现逆转，受到影响，欧日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都有在货币政策上继续“踩油门”的可能，世界经济有望由此获得流动性的充分支持。另外，欧美日三大中央银行的“扩表”步伐不仅不会在2020年有任何停顿与收敛的迹象，反而只要有经济刺激的需要，三者都可能将大“扩表”的口径，至少在购买长期债券上三国都将不遗余力，从而为经济增长创设出必要资本驰援底气。

  但是，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后续力度正在不断走弱却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总体宽松空间受到压抑，特别是许多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利率都分布于-0.75%至-1%之间，可以继续降低的空间已是十分有限，并且根据现代货币理论（MMT），负利率空间不能无限降低，银行窖藏现金的成本就是负利率的极限，超过了一定极限，银行基于屏蔽收益流失风险会主动限制流动性投放，从而影响企业信贷的获得性。另一方面，随着货币的不断放出，实际过程中不仅会发生边际效用递减现象，而且会导致利率的流动性陷阱，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基本失效。

  财政政策方面，按照美国国会办公室报告预计，2020财年联邦财政赤字约为1.2万亿美元，赤字规模显著放大，而基于弥补财政赤字、满足公共产品投资以及提振经济的需要，美国政府还会继续扩大国债发行量。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准备启动“减税2.0”计划，目的是将美国中产阶级的所得税率降至15%，由此进一步增大消费动能。有些令人意外地是，欧盟放松了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上一贯矜持的态度，2020年预算承诺总额和支出总额分别同比增加1.5%和3.4%，其中支出领域占比最大的仍是促进经济增长领域，支出规模同比增长4.1%，占到了总预算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已经批准了规模达到102.7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案，不仅同比增加1.2%，而且创出历史纪录。在新兴市场阵营中，中国政府或许可能继续保持2.8%的财政赤字率，但增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却不容质疑，同时印度政府持续5年的基建投资扩张计划继续推进，并且不排除莫迪政府会出台新的税改政策。

  然而，由于金融危机后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通过政府部门加杠杆刺激经济，使得目前公共财政杠杆率实际已经上升到一个令人心怵的历史高位，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达到了99.4%、97.5%和217.0%，比10年前分别增加了40、58.2和20.3个百分点；庞大的债务规模意味着政府利息支出的巨大压力，而利息支出增加又必然挤占投资建设支出，从而削弱财政发力的强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理论上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增长需求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由于2020年为美国大选年，民主党会以国债发行处于历史高位以及高赤字率等名义针对特朗普施压，从而使得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体身上的腾挪空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方面，除了中国外，印度、巴西等许多国家债务率与赤字率实际已经处在较高的风险区域，而且那种主要靠举借外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点的方式也不可持续，尤其是像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还存在触发债务危机的极大可能，这些国家很难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还值得警惕的是，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由政府部门来举债从而增加投资，新兴市场主要依靠由政府背景企业进行发债筹集资金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新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从10年前的10万亿美元膨胀到了目前的30万亿美元，微观层面的还本付息压力格外之大，从而约束了财政政策的增量效用空间。

  国际贸易方面，按照IMF作出的判断，2020年全球经济或将因贸易争端损失约7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8%左右，甚至IMF认为贸易争端会导致全球经贸秩序紊乱，导致全球经济增长落入“衰退陷阱”。IMF之所以得出如此危言耸听的结论，主要是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四大核心经济体都在2020年卷入到了贸易纠纷的旋涡，或者说还不能摆脱双边和多边贸易摩擦的困扰。

  虽然经过双方努力，持续近两年的中美贸易纷争在朝着冷静磋商的方向演进，并签署了第一阶段谈判的经贸协议，但不排除中美贸易关系重新绷紧并再度升级的可能，另外，世贸组织终裁的“美国诉欧盟补贴空客案”一案至2020年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但对于WTO所作出的美国对74.966亿美元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结论，料定欧盟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其展开实质性反击的可能很大，若如此，不排出欧美之间会掀起新的贸易对抗。与此同时，日本与韩国在WTO的双方控诉战也将持续，最终能否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同样充满悬疑。

  当然，根据世贸组织预计，2020年的全球商品贸易量将增长2.7%，说明国际贸易的动能仍在。一方面，中美贸易磋商能够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无疑对全球经济是一个最大利好；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合作仍能有序推进，RCEP在2020年真正落地生成，日本挑头建立的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进入实操阶段，并且中日韩自贸易协定可能得到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以5G、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元素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深度武装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崭新的市场空间，激发与诱导全球创投资本与跨国贸易持续进入活跃状态。

  地缘政治方面，2020年美国大选无疑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扰动因素，如果特朗普落选，美国发生政权更迭的同时，一定会出现政策衔接与更新的窗口期，从而在金融市场引起不小的袭扰，进而影响全球资本再配置以及非美国国家资本市场短期动荡和宏观经济的波动。另外，约翰逊已坐定英国首相宝座，2020年英国“硬脱欧”已是不容质疑，其不仅对英国经济形成阶段性冲击，也会对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爱尔兰等与英国贸易投资有着紧密关系的国家贸易与经济带去不小的损失；而更重要的是，英国完成“脱欧”可能会刺激意大利、希腊甚至法国等一些本来对欧元区在信念上不怎么坚定的国家萌发单干的想法，甚至不排除在欧盟上层支持“脱欧”的声音也会甚嚣尘上，从而直接形成了对欧盟控盘智慧与能力的考验。不仅如此，欧洲地区历来盛行民粹主义，且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最近几年作为新锐精英也开始活跃在欧洲政治舞台，其力量的壮大与蔓延很可能对欧盟的一体化及其改革构成不小的抗阻，进而拖曳本不顺畅的欧元区经济增长步伐。另外，作为局部性非安全因素，美国对伊朗开启新的金融制裁、中东冲突连绵不断、朝核问题协商未果等，都会成为引起全球金融市场波伏以及干扰全球经济前行脚步的重要风险点。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