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官邸制”这个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略感新鲜和陌生的词语，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探索实行官邸制是中央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又一个制度保障。

  官邸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还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而在不少西方国家早就成为惯例。官邸制就是国家为重要官员安排住房的制度，官员只有居住权而没有产权，任职期满后退出官邸。官邸制是许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如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法国的爱丽舍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等著名官邸，都被世人所熟知。我国古代传统的衙门一般都分设办公区和生活区，生活区即内衙，就相当于官邸，官员及其家眷平时居住在内衙，离任后则搬出官舍。在国外，官邸更是司空见惯。美国对民选的联邦、州、市主要官员，如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和市长（只有相当规模的大、中城市市长），法律规定政府应提供官邸；德国实行“官邸制”的对象，主要是在任的高级公务员，包括总理、联邦政府各部部长。

  “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是官邸制的突出特点，官员任职期满后必须搬出，人走房留，这是官邸制的一条铁律。官邸的购买、日常使用和维护费均由政府预算支出，官员任职期间可享用，任职期满则应搬出。这样，即便官员买不起房，也有固定而明确的居所可住；并且，可以遏制官员住宾馆办公、异地任职多占住房等现象。

  现实中的官员贪腐案件中，多半都涉“房”。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官员住房腐败问题，凸显出官员住房监管制度的缺失。如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原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有房产67套,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而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案中，仅涉及的房产竟然高达374套。

  “官邸制”的核心杀伤力，就在于倒逼官员房产公开，并剥夺了异地任职的官员对异地官方所提供“住所”的实际所有权。房改后的住房腐败，最早是有部分领导干部利用“自有土地自建房”等多种名义，多建多占住房。后来又出现了领导干部以职权影响市场差价，低价“团购”住房。目前已经发展到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造“官员别墅”，再加上领导干部异地任职住房管理混乱，使官员住房腐败不断升级。目前官员住房腐败的手段可大致概括为：超标建房，屡禁不止；乱拉资金，负债建房；压价购房，索要住房；集体决策，化公为私；手段翻新，由明转暗；倒卖出租，优惠住房；异地任职，顺手套房。“官邸制”可以倒逼官员房产公开，并且 “官邸制”的最大杀伤力，就在于剥夺了异地任职的官员对异地官方所提供“住所”的实际所有权。

  官邸制也可以有效遏制官员住宾馆办公。现实中，有的官员追求奢华住高级宾馆，曾任湖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的陈明宪，一直住在湖南五星级酒店，费用每年达四五十万元。曾任山西省临汾市纪委书记的沈庆华，被指在临汾宾馆“贵宾楼东楼”常年包住总统套房，共耗费400余万元。一旦实行官邸制，官员必须入住官邸，也就无法再把豪华宾馆当成家了。

  官邸制可以也应当倒逼公职人员住房公开制度。实行官邸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官员的住房情况必须公开，避免出现“以权谋房”问题。为此，有必要在彻底清理公职人员多占住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公职人员住房情况公开制度，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房产申报的表面。

  官邸制的推行还应当倒逼住房监察制度的建立。建议有关部门以推行官邸制为契机，加快建立严格的公职人员住房监察制度，坚决查处“以权谋房”以及占着公房不搬走等住房腐败问题。

  推行官邸制，必须解决官员房产公开和住房监察制度的短板问题，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以权谋房”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作者系中国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